程招娣出生的那个冬夜，窗外飘着鹅毛大雪。产婆颤巍巍地将婴儿递给程大山：“是个闺女。”
程大山的脸顿时阴沉下来，他瞥了一眼虚弱地躺在床上的妻子赵秀兰，粗声粗气地说：“赔钱货。”说完便摔门而出，甚至没有看一眼那个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婴。
赵秀兰叹了口气，别过脸去不再看自己的孩子。“就叫招娣吧，”她有气无力地说，“希望能招来个弟弟。”
小招娣的童年是在角落里度过的。当别的孩子在父母怀里撒娇时，她学会的是如何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程大山的脾气像炸药，一点就着，而招娣往往是他发泄怒火的对象。
五岁那年，招娣不小心打翻了一杯水。程大山抓起她的胳膊，将她拖到院子里，罚她跪在雪地里。“什么时候知道错了，什么时候起来！”他吼道。
小招娣在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嘴唇冻得发紫。邻居王奶奶看不下去，偷偷塞给她一个热馒头，却被程大山发现后一把抢过扔进了臭水沟。“我管教自己的孩子，用不着别人插手！”
七岁时，赵秀兰终于生了个儿子。程大山欣喜若狂，大摆宴席庆祝程家有了后。那天，招娣得到了一件新衣服和几块糖——这是她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对她露出笑容。
然而这笑容转瞬即逝。弟弟程耀祖成了全家的心肝宝贝，而招娣的任务就是照顾弟弟。弟弟哭了是她的错，弟弟饿了是她的错，弟弟病了更是她的错。
招娣十岁那年，耀祖不小心打碎了家里的祖传花瓶。程大山回家后，耀祖立即指着招娣：“是姐姐打碎的！”招娣还没来得及辩解，父亲的皮带已经抽了下来。那天晚上，她躲在柴房里，抚摸着身上的伤痕，眼泪无声地滑落。
尽管生活艰难，招娣的学习成绩却出类拔萃。老师来家访时说：“招娣是个读书的料，将来能有大出息。”程大山只是哼了一声：“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迟早是要嫁人的。”
十四岁那年夏天，招娣永远失去了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信任。那晚程大山喝得烂醉如泥，赵秀兰带着耀祖回娘家了。招娣正在温习功课，准备第二天的期末考试。
程大山摇摇晃晃地走进她的房间，满身酒气。“赔钱货，还在浪费老子的电费读书？”他一把扯过招娣的书本扔在地上。
招娣吓得缩在墙角：“爸，我明天就考试了...”
“考试？我让你考！”程大山的眼睛布满血丝，他突然抓住招娣的胳膊，另一只手开始撕扯她的衣服。
“爸！不要！求求你！”招娣拼命挣扎，但十四岁少女的力量如何敌得过一个成年男子？
那晚之后，招娣的世界彻底崩塌了。她试图告诉母亲，赵秀兰却捂住耳朵：“胡说八道！你爸再怎么样也不会做这种畜生事！肯定是你自己不检点！”
招娣不再说话了。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像一只受伤的小兽，独自舔舐伤口。她拼命学习，因为知道这是她逃离这个家的唯一希望。
十八岁那年，招娣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护理学校。程大山本来不同意，但听说毕业后能分配到医院工作，有稳定收入，这才勉强答应——前提是她必须每月寄钱回家。
在学校里，招娣是最用功的学生。她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夜深人静时，她常常做噩梦，惊醒后满头大汗。室友们觉得她孤僻，却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孩背负着怎样的过去。
毕业后，招娣被分配到市立医院工作。她兢兢业业，对病人体贴入微，很快获得了同事和患者的认可。四年后，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和责任心，二十五岁的程招娣成为了医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护士长。
她租了一个小公寓，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生活似乎正在慢慢好转。她甚至开始尝试谈恋爱，和一个温和的医生约会了几次。虽然过去的阴影时常萦绕心头，但她努力学着向前看。
然而程家从未停止对她的索取。每个月，程大山都会准时打电话来要钱。招娣工资的三分之一都要寄回家，供弟弟挥霍。
程耀祖在溺爱中长成了一个蛮横无理的青年。他高中辍学，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每次闯祸，程大山和赵秀兰都会打电话让招娣“想办法解决”。
那天晚上，招娣刚结束一台紧急手术的协助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到值班室。手机响了，是母亲赵秀兰打来的。
“招娣，你快来急诊室！耀祖发高烧，我们在这儿呢！”赵秀兰的声音尖利而焦急。
招娣急忙赶到急诊室，只见弟弟躺在病床上，父母围在旁边。主治医生李大夫正在解释病情：“...初步诊断是急性肺炎，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住院？不就是个发烧吗？开点药就行了！”程大山不满地说。
招娣上前轻声解释：“爸，肺炎不是小病，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你懂什么！”程大山瞪了她一眼，“不就是想多赚我们的钱吗？”
李大夫无奈地开了药，再三叮嘱：“一定要按时服药，如果明天还不退烧，必须回来复查。”
程大山一把抢过处方，嘟囔着：“就知道开贵药...”
招娣不放心地追到急诊室门口：“爸，一定要让耀祖按时吃药，肺炎不能大意...”
“用不着你教我怎么照顾儿子！”程大山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耀祖的病情果然加重了。但他们没有回医院复查，而是听信了一个江湖郎中的偏方，给耀祖灌了一些不明药汁。
等到第三天晚上，耀祖已经呼吸困难，脸色发紫。程大山这才慌了神，再次把他送到医院。
“为什么没有按时服药？为什么不回来复查？”李大夫检查后严厉地问，“现在病情已经发展到重症肺炎，有生命危险！”
耀祖被立即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程大山和赵秀兰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走廊里来回踱步。
突然，程大山一把抓住刚从ICU出来的招娣：“都是你的错！你不是护士长吗？为什么不给你弟弟用好药？是不是存心害他？”
招娣愣住了：“爸，我昨天就说了要让耀祖按时吃药，是你们不听医嘱...”
“还敢顶嘴！”程大山一巴掌扇在招娣脸上，“要不是你没用，你弟弟能受这罪吗？白养你这么大了，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
赵秀兰也哭喊着扑上来撕打招娣：“赔钱货！早知道这样，一生下来就该掐死你！要是耀祖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医护人员赶紧上前拉开他们。招娣捂着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强忍着没有让它流下来。这么多年来，她早已习惯了这种不公的指责，但每一次仍然像刀割一样疼。
耀祖在ICU里躺了三天，病情才稳定下来。这三天里，程大山和赵秀兰没有一刻停止对招娣的辱骂和指责。他们甚至到医院领导那里诬告招娣玩忽职守，要求严惩。
招娣被暂时停职调查。尽管同事们都知道真相，但面对程大山天天来医院大吵大闹，院方只好让招娣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那是招娣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她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拉上所有窗帘，整日蜷缩在沙发上。手机里满是父母的辱骂短信和语音。她试图解释，但每次通话都以更加恶毒的谩骂结束。
“你怎么不去死？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耀祖要是留下后遗症，都是你害的！” “早知道这样，当初生下来就该把你扔尿桶里淹死！”
一周后的凌晨，招娣站在公寓的阳台上，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夜风吹起她的长发，她想起自己短暂的一生，仿佛从来没有真正被爱过，没有被珍惜过。
她想起那个十四岁的夜晚，想起父亲酒气熏天的脸，想起母亲捂住耳朵的样子，想起弟弟得意的笑容，想起身上无数的伤痕...
手机又响了，是程大山发来的语音消息：“赔钱货！院长说没办法开除你！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明天我就去你们医院门口拉横幅，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招娣闭上眼睛，一滴泪终于滑落脸颊。她轻声说：“够了，真的够了。”
第二天清晨，清洁工发现招娣躺在公寓楼下的血泊中。她从十八层阳台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仅二十六岁的生命。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封遗书，只有短短几行字：
“我努力过了，真的努力过了。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一点爱。我太累了，想休息了。希望下辈子，我能做一个被爱的孩子。”
程大山和赵秀兰没有参加招娣的葬礼。他们正在医院里忙着照顾已经好转的耀祖，并且计划着起诉医院要求赔偿。
招娣的墓前很冷清，只有几个同事送来了一束白色菊花。风吹过花瓣，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从未被倾听的故事。
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悲剧循环里，程招娣来过，努力过，然后像一朵从未被欣赏的花，静静地凋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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