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导推门出来，递给我一杯温水。他看我，看了很久，没问什么，只说：“你瘦了。”

我笑了一下，说：“睡得还行。”他点头，转身又回玻璃里。玻璃像一道干净的墙，把我隔在外面。我站了三分钟，转身离开，在走廊尽头的应急灯下停下，给法务发了条消息：“主题曲词曲版权全部归作者，演唱者保留完整二传权；如媒体追问，不得提我名。”

发出去，松了一口气。过去我会在合同里让我的名字出现在每个角落，如今我把它擦掉。人有时候要学会从自己的名字里退出，这样才看得见别人的名字。

回到出租屋，我把绷带从手指上拆下来。之前为赶路抠了行李箱的拉链，手指被金属划了一道小口子。现在不疼了，只剩下一条浅粉色的痕。我坐在地板上，背靠墙，手机翻到音乐APP，点开《冷灰》。我曾经恨这首歌，像恨法官念判决书的口气。

后来我知道，她在歌里给的不是判决，是墓志铭，是她亲手给我们埋的一座小坟。她把花放在上面，我转身走了很远，才明白那朵花不是给我的，是给她自己。

歌到副歌第二遍时，窗外走过卖早点的小推车，油锅“呲”的一声，把我的思绪从很远的地方拉回来。

我忽然明白人与歌的距离：歌永远在一小节之外，等你自己走过去。别人推你，你也听不见。我拉起窗帘，风把窗纱吹鼓了一下，又落回去。城市像一张太大太亮的脸，我忽然觉得它也有一点疲倦。

深夜，制作人发来消息：“海上天气可能要变，我们要改拍期。主题曲计划提前。”

我回：“听导演的。”又犹豫了一下，补了一句：“让她别熬夜。”发出去之后把这行字删掉，重新发：“注意身体。”

我把手机倒扣，像把一盏灯罩盖在一只过分明亮的灯上。我需要暗一点的夜，让自己别看得太清楚。

我睡得很短，但没有梦。醒来的时候天才微微亮。街对面有人拉开卷帘门，铁片摩擦地面的声音像一条很长的叹息。

我想起她的获奖感言，想起“结束”。我起床，刷牙，洗脸，对镜子里的自己说：“退场，一次到位。”说完，我笑了笑，觉得自己像在排练一场没有观众的戏。然后我把那张写着三条规矩的纸又往墙上按了按，确保它贴得更牢一点。

今天不去棚。今天我要去海边，走一走风吹上岸的路。退场不是躲起来，是把自己放回人群里，学会在没有灯的地方看见光。

片方把试曲的时间往前提，李导在电话里说：“我们不要苦情，要克制的光。”

我说我明白。挂断电话，我把昨夜写在备忘录里的那句抄到纸上：灯塔不是为了留住船，是为了让船知道回来的路。抄第二遍时手指发热，像有人把一根细细的金丝从心口穿过去，拉出一条能发声的线。

录音棚的玻璃总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里面的人像在水里游，外面的人像在岸上看。

工程师调好电平，招手示意可以开始。我把耳机扣上，先用“啊”把气息铺开，再把那句塞进胸腔里。

第一遍，我唱得太稳，像把一盏灯举得太高，光没有落在人脸上。李导按停，说：“收一点，把你自己放进来，不要怕。”我点头。

第二遍，我把喉咙里的那点酸慢慢往上托，不让它成眼泪，只让它成一粒亮。唱到“回来的路”三个字时，我突然看见自己很久以前在机场泪光里低着头，那时我以为我是在等人，其实我在等自己的影子赶上来。

第三遍，走廊里传来很轻的脚步声。玻璃门合得严，什么声音都传不进来，可有些气味可以。烟草被风吹散的味道，雪松做的香水味，淡得像一句不敢说出口的话。我没有转头。嗓子里那根绳拽了一下，我用更轻的气把它压回去，像按住一面想要被风掀起来的旗。唱完这一遍，监控室一阵安静。我摘下耳机，准备再来一条，工程师朝我竖了个大拇指。李导说：“行，就这一条，把尾巴再收一收。”

我看着歌词纸。纸上那一句像一盏灯立在海边。我想了想，把笔抵在最后一行，轻轻加了一句：“你若不归，我便做海。”

这不是挽留，是允诺。人总要给自己一个身份，在等与不等、在回与不回之间，我不想再做灯塔，也不想做船。

我想做海，海不追，也不守，它只把潮汐准时送到岸上，把每一段暗流和碎光藏好，等天亮，等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