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风更大了。录音棚外的路灯把风切成一束一束,我站在走廊上,手背贴着冰凉的墙壁。
那句“一个……曾经选错的人”在耳边反复,像不愿散场的尾音。
我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陌生听众,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他人的歌里找到自己,又失去自己。
可脚步往楼梯口挪了一步,又往回退。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想起很久以前,有人带着烟草味和雪松味的风从夜里回来,轻轻拨开我额前的头发说:你看,风把你头发吹成海了。那是很久以前,我给它起了名字叫“青春”。青春后来在另一个名字里落了锚,最后把船沉在海底。
我回宿舍的路上从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两块小蛋糕。
收银的小姑娘认出我,眼睛亮一下,又自觉把激动收回去,只说:“加油。”我也笑,说谢谢。
电梯里只有我一人,镜子里的自己忽明忽暗。我把帽子压得更低,把那行铅笔字从脑子里抹掉,告诉自己:要睡觉,要明天还要录《归舟》的试曲。
躺在床上,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却还是忍不住打开备忘录,敲下一句
“灯塔不是为了留住船,是为了让船知道回来的路。”
我看着这十几个字,忽然有一种近乎鲁莽的确定:这就是《归舟》的开口。它不哭,也不挽留,它只是把光举高,让每一张受过潮的脸都看见自己的方向。
我给自己设了一个闹钟,放在枕边。风从窗缝里穿过房间,吹动床尾的窗帘。我闭上眼睛时,窗帘像海,轻轻地呼吸。
第二天醒来,嗓子不紧了。那根看不见的绳,在一夜里松开一点。
我知道不是风帮的忙,是我自己把手收了回来。
早饭我吃了粥和一个鸡蛋,胃里热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有了某种要面对的勇气。
手机解开飞行模式,消息像潮一样涌进来,经纪人丢来今天的排表,片方发来试曲要求,还有一个陌生的号码发了条很短的短信
“愿你朝海而生,不再回头。”
我盯着这条短信看了许久,手心慢慢泛起热意,像握着一只刚刚离海的贝壳。
后来我没有回。不是不想,而是我知道,有些风远远听见就好,它穿过海面时那一点点细碎的光,就是它存在过的证明。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戴上帽子,出门。
风从海上来,我从风里走出去。楼下保安朝我抬了抬下巴,我回他一个笑。
天色清亮,云堆在地平线像一座缓慢移动的城。世界很大,我在这个城市里,像从纸上跳下来的一个小小的音符,跑向我该去的位置。
门在身后合上,风把门口那张宣传海报吹起一角,露出下面旧的那一层。我没有回头。我知道风会替我看。
晚上要试曲,我要把昨夜写进备忘录的那句,唱成一盏灯。
我真的退了。不是公关稿里“无限期停工”的那种模糊,不是把话说在雾里给自己留一条看不见的路。
我把经纪合同补偿走完,把工作手机卡剪成两段,财务账户做结,我把名字从每一张宣传物料里用小刀一张张抠下来,像从一面墙上挖掉一颗颗钉子。墙面会留下孔,我也是。
早晨的阳光把出租屋的灰尘照得很清楚。阳台上的多肉长得太满,我蹲着用筷子把土一点点挑松,根像一串拧在一起的线。
我以前不懂这些,拍戏的时候家里有人照看,后来忙到连“家”的门都不常打开,植物跟我一样,活成别人照料的样子。这种活法太轻,轻到一阵风就能把人吹倒。
楼下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重播昨晚的颁奖礼。我听见她的声音从落地窗隙缝爬上来,像一条细长的水。
她说:“结束,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我停下手里的筷子,把手心的土抖回花盆里,风把灰尘吹散,我眯了一下眼睛。
结束,这个词在我耳朵里转了十年,从戏里转到戏外,终于在今晨落地。它不是一个句号,是一把干净的剪刀。
公关打来最后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给《归舟》做匿名出品人。
我说好。对方沉默了一秒,应该没想到我答得这么爽快。我没问片酬、票房、回款,只问拍的是什么。
海难救援。真实,干净,不需要我的脸。我说,那就好。
制作人把清单发来,黑体字列着各项:出品:半山影业(已无我名字),联合出品若干,音乐:拟邀鹿。
我的目光停在最后这一个字上,像船靠近码头时突然看到灯塔。那个字长得一样,意思不一样。我盯着它看久了,眼前的像散开了,又聚拢,像潮。
制作人又发来一条:“李导问,你要不要来听试曲。只是听。”我回:“尊重创作,不干预。”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
我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一,不出镜。二,不插手。三,不打扰。
写在纸上,贴在书桌上方。纸的边缘被风吹得微微翘起,像在提醒我:有人看着你。遵守很难,尤其第三条。
我过去的十年靠“插手”活着,我以为所有东西都能靠意志去扭转。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东西不能动:别人的生活,别人的自由,别人的歌。
晚上我去了录音棚。不是为了打破自己的规矩,而是为了看一眼我曾经弄丢的世界。我站在门外,隔着一层玻璃看见她把耳机戴上,麦克风离嘴两指。
她的肩背很稳,从容里带一点小心的紧,我懂那种紧,它不是害怕,是认真。她唱“灯塔不是为了留住船”的时候,我忽然理解了她为什么不肯回头。
灯塔从不追船,追,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