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烧掉的那天，潮退得特别远，像海也怕火，一口气缩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父亲蹲在灰堆旁，用一根焦黑的篾片拨弄，拨出一块没烧完的肋骨，灰白灰白，带着盐霜。他把那骨头揣进怀里，转身对我说：“走，去给你拾条命。”
我跟在他后面，赤脚踩在晒得发亮的珊瑚碴上，脚底板烫得像煎鱼皮。我们走到滩涂最洼的地方，那里停着一条被风浪打散的破船，船板裂成几瓣，像被掰开的豆荚。父亲把骨头插在沙里，指着船底一块翘起的红板说：“你要的命，就藏在那颜色里。”
那颜色像被太阳熬煮过的虾壳，又像母亲煮鱼汤时浮起的辣油，亮得晃眼。我伸手去抠，板子早已脆得像老妪的指甲，“咔嚓”一声掰下一片，边缘还留着一排铁钉，像一排小牙齿。父亲把红板举到鼻尖闻了闻，说：“这是南洋的桐油混了猪血，三十年不烂，正好给你做龙骨。”
那天我们没有回家。父亲在滩涂边上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锅，烧开海水，把红板丢进去煮。水咕嘟咕嘟冒泡，颜色一层层褪，先是血红，再是橙黄，最后变成淡粉，像黄昏被煮化了。父亲用破布捞出板子，晾在礁石上，风一吹，板子发出“吱呀”一声，好像伸了个懒腰。
夜里，我们睡在船骸里。没有月亮，星星像撒坏的盐，东一粒西一粒。父亲把那块灰白的骨头垫在我脖子下，说：“枕着它，你就不会梦见沉船。”我侧耳听，远处浪头撞在礁石上，像祖父在咳嗽。我小声问：“船也要取名字吗？”父亲没答，只把手指插进沙里，写了三个字：火烈鸟。写完又用脚抹平，说：“名字不能让人看见，海会嫉妒。”
第二天，我们拖着红板和几根还算结实的龙骨回家。母亲正在灶前熬鱼汤，看见我们，勺子“当啷”掉锅里。她盯着红板，像盯一条上岸的鲨鱼，最后什么也没说，只转身从橱顶上捧下一个铁盒。铁盒里装着她的嫁妆——一对银耳环、半截红蜡烛、还有一张发脆的糖纸。她把耳环和蜡烛倒出来，把糖纸铺在红板上，用指甲刮平，说：“让它甜一点，省得海老惦记。”
父亲在屋后搭了个简易船坞，用破渔网和棕榈叶遮顶。我每天放学就钻进去，看他把红板削成弯弯的侧舷，再用麻绳把每一块木板捆紧。麻绳是祖父留下的，泡过海水又晒干，硬得像铁丝。我负责把绳头浸湿，父亲负责打结。他手指粗得像十根小锚，却灵活得能挑起一根头发。每打完一个结，他就用牙齿咬断绳头，吐到地上，再踩一脚。那些绳头像死掉的蜈蚣，一排排趴在沙里。
船渐渐有了身子，窄窄的，两头翘，像一瓣被刀削尖的豆荚。父亲让我把掌心那道旧疤按在船头，说：“让船记住你的疼。”我按下去，疤口裂开了，血珠渗进木纹，立刻被吸收，像被吸进一个口渴的喉咙。父亲满意地点头，从怀里掏出那块灰白的骨头，磨成粉，和猪血一起抹在血痕上。颜色顿时暗下来，成了深褐，像一块干掉的旧伤。
七月十五，鬼门开，也是船落成的日子。父亲杀了家里最后一只公鸡，把血淋在船头。鸡血顺着木纹走，像一条蜿蜒的小河。母亲把那张糖纸烧成灰，撒进河里，嘴里念念有词。我蹲在船尾，把祖父生前用的罗盘埋进龙骨底下。罗盘里有一根永远指向北方的针，父亲说那是祖父的眼睛。
傍晚，我们把船推到水里。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船却浮得稳稳的，像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父亲第一次露出笑，眼角的皱纹像渔网被拉紧。他拍拍我的后脑勺，说：“上去，给它取名字。”我跨进船舱，手心全是汗。船小得只能躺一个人，但我感觉它大得能装下整个童年。
我咬破指尖，在船头写下三个字：火烈鸟。字歪歪扭扭，像刚学飞的鸟。血渗进木纹，和之前的疤连成一片。父亲没再抹掉，只是蹲下来，用额头抵着船头，低声说：“带她走吧，别让她像我。”我不知道他是说船，还是说我，还是说他自己。
那天夜里，我偷偷跑到船坞，看新船在水里晃。月光打在船板上，红得像烧起来的炭。我伸手去摸，指尖碰到一个凹痕——那是父亲用骨头粉抹平的疤，此刻却像一只闭着的眼睛。我小声叫：“火烈鸟。”船轻轻晃了一下，像是答应。
风从岬角吹来，带着湿气和铁锈味，和祖父走的那天一模一样。我爬上船，躺在舱底，掌心贴着那道血痕。船板凉丝丝的，却在我身下慢慢变暖。我听见水拍船舷的声音，像心跳，像祖父最后那声笑。
月光越来越亮，照得船舱像一口井。我伸手去捞，捞到的却是自己的倒影。倒影里，我的眼角有一颗痣，和祖父死时嘴角的那颗一模一样。我闭上眼，听见风在耳边说：“记住，火烈鸟不是鸟，是你烧不掉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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