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的产假只有四十六天，这在当时棉纺厂“抓革命，促生产”的高压下，已算是对“先进生产者”的特殊照顾。
月子刚坐满，人还虚着，腰腹的酸软尚未完全消退，她就被车间主任“动员”回了轰鸣的流水线。原因无他，生产定额像悬在头顶的鞭子，一个萝卜一个坑，她那个挡车工的位置，不能空太久。
指望婆婆帮忙带孩子是彻底落了空。
庄超英的妈妈来过两次，一次嫌和黄玲一起住不惯（其实是嫌儿子家屋子小、饭菜差），一次说老头子一个人在家没人做饭，每次都来去匆匆，连抱孙女的次数都屈指可算。
话里话外，还透着对黄玲没生个“带把的”二胎的些许不满，以及“你们双职工，条件好，自己克服克服”的理所当然。
黄玲心寒了，也彻底断了念想，孩子只能自己扛。
于是，四岁的庄图南被送进了厂里为解决女职工困难而办的“妈妈班”。
那是在厂区边缘一间废弃的物料仓库隔出来的角落，窗户又高又小，光线昏暗。地上铺着几张不知从哪里淘汰下来的旧草席和破棉毯，散发着霉味和灰尘的气息。
十几个年龄从两三岁到六七岁不等的孩子挤在一起，由两三位年纪偏大、身体不太好或因“政治学习需要”暂时离开生产线的女工轮流照看，没有任何报酬，纯属工友间的互助。
这里没有系统的看护，更谈不上教育，唯一的目标是“别让孩子跑出去出事”和“别饿着冻着”。好在庄超英的教学任务不算重，每天能早早来接走他。
而还需要吃奶的庄筱婷，则被黄玲用一条洗得发硬、却承载了全部母爱的旧布背带，牢牢地绑在了背上。
这条深蓝色的背带，边缘已经磨损起毛，上面浸染了汗渍、奶渍、还有不小心蹭上的机油，成了母女之间最亲密的联结，也是黄玲肩上最沉重的负担。
棉纺厂的车间是另一个世界。巨大的清花机、梳棉机、纺纱机、织布机昼夜不停地咆哮，金属的撞击声、皮带的摩擦声、马达的轰鸣声交织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声浪，连成年人之间交谈都需要扯着嗓子喊。
空气里永远漂浮着肉眼可见的细密棉尘和短纤维，像一场永远不会停息的、灰白色的雾，钻进人的鼻孔、喉咙，也试图覆盖在婴儿娇嫩的脸颊上。车间里为了保持纱线湿度，往往又闷又潮，夏天像蒸笼，冬天阴冷刺骨。
黄玲是挡车工，她的任务是在几排纺纱机间不间断地巡回，目光如炬地扫视着上下翻飞的纱线，一旦发现断头，必须迅速、准确地接上。
她的脚步随着机器的节奏移动，身体本能地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因为背上还有一个脆弱的小生命。
每一次弯腰检查低处的纱锭，每一次抬手处理高处的线轴，她都要格外小心，调整重心，生怕剧烈的动作颠簸到背后的女儿。沉重的布背带勒进她的肩膀和锁骨，半天下来就是两道深红的淤痕，旧伤叠着新伤。
庄筱婷每次看见都愧疚得要命，但她也没办法哭闹着不吃母乳，因为奶粉在这个年代是稀罕货，两个普通职工压根不可能弄到。
对于黄玲来说带孩子最艰难的就是喂奶。胀奶的疼痛和工作时间的冲突，让她必须在震耳欲聋的噪音和飞扬的棉絮中寻找片刻的“安全区”。
好在这方面她已经算是一个“熟练工”。她通常会躲到两排机器之间相对僻静的通道尽头，或是堆放着次品纱管的角落。她反手艰难地摸索着解开衣扣，因为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和背负重物，她的手臂和背部肌肉早已僵硬酸痛，动作笨拙而缓慢。
她侧过身，尽量用自己单薄的身体为女儿挡住大部分的棉尘和偶尔投来的目光（有关切，也有无奈）。
为了防止巨大的噪音损伤婴儿脆弱的听力，黄玲想尽了办法。她用最柔软的旧棉衣内衬，小心地搓成小团，在每次进车间前，轻轻塞进庄筱婷的耳朵里。
她时刻注意着女儿的反应，如果孩子烦躁哭闹，她就会更加焦虑，担心是不是声音还是太大，或是棉絮引起了不适。好在闺女很乖，只有难受时才会哼声，比儿子当年还要好带。
下班后，她第一件事就是小心地取出女儿耳内的棉团，仔细检查她的耳朵和鼻腔，轻轻擦拭可能沾上的棉尘。这种细致的保护，源于本能，也源于那份在艰苦环境中拼尽全力守护幼崽的、沉甸甸的母爱。
黄玲的每一天，都是一场精疲力尽的跋涉。从凌晨的忙碌开始，到深夜的缝补结束，她的身体和神经始终紧绷。
背上女儿的重量，是甜蜜的负担，也是生活重压最具体的体现。在钢铁机器的冰冷咆哮和漫天棉絮的包围中，她用自己瘦弱的脊梁，为怀中的孩子隔出一小方颤抖却温暖的天地。
这份艰辛，混杂着机油味、奶香味和汗水的咸涩，无声地镌刻在庄筱婷最早的记忆边缘，成为她感知这个坚硬时代的第一层，也是最柔软的底色——母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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