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吃了睡、睡了吃的混沌中流逝。

庄筱婷的妈妈只在医院住了一天，就带着她坐着父亲借来的三轮车回家了。

而庄筱婷也通过邻里的往来知道了她妈妈叫黄玲，是苏州棉纺厂的一名女工；爸爸叫庄超英，是一个中学老师；哥哥叫庄图南，目前才4岁。

双职工家庭还算不错，应该能养得起两个孩子吧？庄筱婷暗暗想道。

只是很快，她这份天真就被打破了。

原因当然是她那“孝顺”爹回自己家上交工资少了受气，回来以后和她妈妈吵得不可开交。

他们俩吵架是尽量背着孩子的，但是庄筱婷还小被妈妈抱在怀里，两人估摸着她听不懂，声音都压得很低，却像绷紧的弦，一触即断。

“这个月……只给了家里十五块。”庄超英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疲惫的辩解，“妈说爸的老寒腿又犯了，抓药得多花些钱……”

黄玲的声音没有拔高，反而更沉，像浸了冷水：“上个月你不是刚给了三十？说好这个月开始，咱们自己留宽裕点，筱婷还小，我奶水不足，总要添点奶粉……今年图南也该添件厚袄子了，四岁的孩子，身上的棉袄还是用我的旧工装改的，袖口都短了一截！布票我攒了半年，棉花票还差二两没着落。两个孩子，你就出十五块，刨开咱们一家四口的定量粮票、油票、煤球钱，还能剩几个子儿？”

“我知道紧，”庄超英的呼吸重了些，“可那是我爸妈！我能怎么办？看着他们为难？阿玲，你是知道的，我是长子，我……”

“我知道你孝顺！”黄玲打断他，那声音里终于透出一丝压不住的颤，“可庄超英，咱们也是家了！图南和筱婷，他们才是你的孩子！你爹妈那边，我们量力而行，行不行？”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楼下小孩的吵闹声。庄筱婷明显感觉到妈妈抱着她的手臂收紧了。

“我……我再想办法。”庄超英的声音软了下去，却更显得无力，“晚上我去给工农兵学员的夜校补习班代几节数学课，能多挣几块钱补贴。学生家长那边，也有人问能不能私下给孩子补补课……就是现在不让搞这个，得悄悄的。阿玲，别生气了，月子里不能动气，伤了身子，更麻烦。”

“动气？”黄玲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极轻，但庄筱婷听见了，“我不是动气，我是怕……怕这日子，一眼望不到头地紧巴下去。你代课、补课，熬坏了身子骨或者被别人发现了，图南和筱婷怎么办？这家里，就指着咱们这两份工资和粮本呢。”

又是一阵沉默。庄筱婷努力转动脖颈，透过妈妈臂弯的缝隙，看见爸爸站在窗前那张旧写字台边，背对着她们，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沿。阳光照在他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和打着补丁的蓝布裤子上，有些刺眼。

而妈妈则低头看着她，眼圈微微泛着红，但很快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下意识地抬手拢了拢有些毛躁的短发。

没有摔东西，没有哭天抢地，甚至没有一句真正高亢的指责。

庄超英终于转过身，走到床边，伸出手似乎想摸摸她的头，却又在半空停住，最终只搓了搓自己粗糙的手指：“委屈你了，阿玲。也委屈孩子们。我……我再跟同事问问，有没有别的门路能换点鸡蛋票或者糖票。”

黄玲没再说话，只是更紧地搂住了怀里的女儿，把脸轻轻贴在她柔软的发顶，目光落在窗外晾晒着的、打着补丁的旧床单上，随着微风轻轻晃动。

庄筱婷闭着眼，心跳却有些快。那些词汇——“铁饭碗”、“工业券”、“定量”、“粮票”、“布票”、“棉花票”——像一块块清晰的拼图，在她脑中飞速组合。结合之前从邻居闲聊里听到的“知青”、“革委会”、“工农兵大学生”等零星信息，一个时代的轮廓骤然清晰。

这绝不是她记忆中那个繁华开放的香港，甚至不是她所知的内地任何一个现代时期。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计划经济的、物资极度匮乏的、社会生活被高度政治化的年代。

她那份“双职工家庭能养好两个孩子”的天真预期，在这冰冷坚硬的现实面前，碎得干干净净。

在这个年代，双职工意味着相对稳定的生存底线，但也意味着每一份资源都被严格计划，每一份超出计划的“额外”需求（无论是老家的医药费，还是孩子的奶粉），都可能成为压垮家庭平衡的沉重负担。

孝顺与对小家的责任，在有限的资源池里，成了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

她感觉到母亲的泪滴落在自己的襁褓上，温热，却让人心头发凉。父亲的沉默像一堵灰扑扑的墙。

在这个七十年代苏州的普通工人家庭里，生活尚未向它未来的主人公展露温柔，先让她听到了它沉重而粗糙的喘息。未来的路，看来远比她想象的要漫长和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