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雪落下来的时候，画室的窗棂结了层薄冰。苏砚在窗台上摆了只粗陶碗，接雪水来磨颜料——陆知衍信里说过，雪水调的白更清透，画浪花的泡沫最好。
孩子们裹着厚厚的棉袄，在院子里堆雪人。小宝非要给雪人按上两颗栗子当眼睛，说是“陆哥哥喜欢的栗子味雪人”。苏砚站在门口看，呵出的白气在玻璃上凝成雾，她伸手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忽然想起陆知衍照片里被风吹起的衬衫，不知道海边的冬天，风是不是更烈些。
陆知衍的信来得勤了，有时是医院的便签，有时是从海边捡的糙纸，字里行间总带着海沙的颗粒感。他说复健时摔过三次，膝盖磕在礁石上，青得像她画里的深靛；说护士给了他袋炒栗子，甜是甜，就是没有画室飘的香；说他能走五十步了，试着跳了一下，差点摔进海里，被浪花溅了满身咸。
“摔疼了吗？”苏砚在回信里写，笔尖戳得纸页发皱。她找出去年陆知衍留下的旧围巾，洗得发白了，却还带着淡淡的樟木味。她把围巾折成方巾，缝了个小口袋，里面塞了把晒干的银杏叶，寄了出去。“这个能当书签，闻着像画室的秋天。”
孩子们的信比她的更热闹。小宝画了张“陆哥哥跳海图”，旁边用红蜡笔写着“不许再摔了”；大牛寄了颗捡来的鹅卵石，说“练走路累了可以垫脚”；还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把自己的乳牙包在棉布里，说“掉牙会长高，陆哥哥戴了也能长高”。
苏砚把孩子们的信一一抚平，和陆知衍的回信摞在一起。樟木箱的最上层越来越满，信纸上的字迹从最初的迟疑，渐渐变得有力，笔画里能看出他握笔时越来越稳的手。
腊月里的一天，邮差送来个沉甸甸的包裹。拆开时，一股海腥味混着松木香飘出来——是串贝壳风铃。
不是陆知衍说的“最大的贝壳”，而是许多小巧的白贝壳，用细麻绳串着，每只贝壳里都塞了团晒干的海草。苏砚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看，贝壳内壁泛着虹彩，像把碎掉的彩虹藏在了里面。
包裹里没有信，只有张字条，是陆知衍的笔迹，却比往常潦草些：“练手作的，怕摔，先让邮局送。等我回来，再做串响得更脆的。”
苏砚踩着凳子，把风铃挂在画室的檐下。位置是早就留好的，就在干花穗子旁边。风一吹，贝壳相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不像她听过的任何风铃，倒像海浪拍打着礁石，又像陆知衍低声说话时，尾音里藏着的笑意。
“陆哥哥的风铃响了！”孩子们扒着门框喊，眼睛亮晶晶的，“他是不是要回来了？”
苏砚摸着串风铃的麻绳，绳结打得歪歪扭扭，显然是生手。她想起他信里说“练手作的”，想象着他坐在海边，笨拙地穿贝壳、打结，膝盖上或许还放着复健计划表。
“快了，”她转身时，看见画稿本摊在桌上，最后那页画的海被风吹得掀动边角，“等雪化了，河冰融了，他就该带着真船来了。”
从那天起，苏砚每天都要抬头看檐下的风铃。晴天时，阳光透过贝壳，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雪天时，贝壳上结了薄霜，响声里带着清冽的冷。她开始给画稿本里的海添细节：沙滩上画了串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像是刚学会走路的人留下的；远处的礁石上，加了件搭着的蓝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只展翅的鸟。
陆知衍的最后一封信，是除夕夜收到的。信封上沾着点雪水，字迹洇了边。
“砚砚：
今天走了一百步，从病房到海边，刚好够捡一串风铃。
医生说明天就能拆支架了。我买了初七的票，靠窗的位置，能看见路过的河。
孩子们的船不用等春天，我带了颜料，回去就教他们画船帆。
对了，围巾里的银杏叶很香，我夹在日记本里，翻页时像你在跟我说话。
不用来接，我想试着自己走回去，从村口到画室，一步一步数着，像在数我们之间的日子。
陆知衍”
窗外的烟花炸开时，苏砚正把车票夹进画稿本。这次的车票印着海边小镇的名字，终点是她在的镇子。画稿本的最后一页，那两个站在海边的人，她又添了几笔：拿贝壳串的人脚下，多了串浅浅的脚印，一直延伸到拿蔷薇的人面前。
檐下的风铃忽然响得急了，像是在回应远处的鞭炮声。苏砚推开窗，冷风吹进来，带着雪的气息，却不觉得寒。她望着村口的方向，仿佛能看见初七那天，有个穿着蓝衬衫的人，一步一步走在融雪的路上，脚印里盛着阳光，手里拎着串新的风铃，身后跟着一路的海腥味，和越来越近的春天。
她转身拿起画笔，在画稿本的空白处写：“陆知衍，画室的门没锁，檐下的风铃会替我喊你。”
雪还在下，落在风铃上，叮叮当当地响。这一次，风里不仅有海的咸，有银杏的香，还有种叫做“归来”的味道，正顺着屋檐往下滴，落在满院的白雪上，融成小小的水洼，映着漫天的星光，像无数只眼睛，在等一个即将踏碎冰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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