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秋天来得早，一场冷雨过后，煤烟味里掺了些湿树叶的腥气。林锐巡逻时总爱往袖口里缩手，警服的袖口磨出了毛边，是上次在仓库爬狗洞时勾的，线头吊在手腕上，被风一吹就晃，像只没脚的虫。
派出所的值班室换了新灯泡，亮得有些刺眼。老张把赵卫东的空床铺收拾出来，堆了些旧案卷，最上面那本标着“1983年 纺织厂火灾案”，封皮上的字迹被水浸过，模糊成一团灰，边角却留着个清晰的指印，像是被人反复捏过。林锐知道，这是老张故意放的——老张是所里的老资格，看着他父亲从这里调走，也看着他穿上警服，有些话不用明说，只把案卷往显眼处一搁，就是提醒。
这天下午，林锐去分局送刘琴案的补充材料，刚走到办公楼门口，就看见高副局长拄着枣木拐杖从里面出来。他的右腿比上次见时更瘸了些，裤管空荡荡地晃，露出里面缠着的绷带，渗出点暗黄的药渍。拐杖头在台阶上敲出笃笃的响，像在数着什么，每敲一下，他的肩膀就跟着颤一下，像是牵动了旧伤。
“小林啊。”高副局长喊住他，脸上堆着笑，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点药膏——听说他的老伤又犯了，夜里总疼得睡不着，值班的年轻警员常听见他在办公室骂娘，“刘琴那案子，收尾工作做得不错。局里研究了，给你报个三等功。”
林锐心里一动。三等功，是他刚入警时就盼着的，证章的样式他都在宣传栏里看过无数遍，银质的麦穗围着国徽，亮得晃眼。可此刻听着，却像吞了口没化的冰，凉得发涩。“高局，案子还没彻底查清……”
“还查什么？”高副局长的拐杖往地上一顿，震起些尘土，“主犯都抓了，赵卫东认了，张副厂长也撂了，够了。”他凑近一步，身上的药膏味混着烟草味，还有股淡淡的煤油味——和齿轮上的味道一样，“你还年轻，别总盯着过去的事不放。我听说，你在查1983年那起火灾？”
林锐的后背瞬间绷紧了，像被寒风扫过的麦田。他攥紧手里的材料袋，指节发白：“只是觉得有些地方……”
林锐没应声。看着高副局长拄着拐杖走远，枣木拐杖的铜头在雾里闪着冷光，像条吐信的蛇。他突然想起父亲老照片里的堤坝，1983年的洪水就是这样，看着平静，底下却藏着能掀翻船的暗流。
从分局出来，林锐没直接回所里，绕去了城西的废品站。
废品站的铁门锈得像块烂铁皮，门轴里卡着半片枯叶，风一吹就吱呀作响。老板是个干瘦的老头，豁了颗牙，正蹲在地上敲一个齿轮，锤子落下，铁锈簌簌地掉，露出里面的红漆，像渗出来的血。“小伙子，买废铁？”老头吐掉嘴里的烟蒂，烟蒂滚了两圈，停在一个齿轮的齿牙间。
“不买，看看。”林锐蹲在他旁边，目光扫过堆成山的废品，“这些齿轮是哪来的？”
老头瞥了他一眼，眼神像淬了锈：“前阵子收的，说是纺织厂换下来的旧设备。”他往里面指了指，“里面还有一堆，带红漆的，说是有主儿，让我先存着。”
林锐往里走，脚边的易拉罐被踢得叮当响。果然看见墙角堆着几十个齿轮，上面的红漆编号被人用砂纸磨过，却没磨干净，隐约能看出“1983”的字样。他拿起一个，齿牙间沾着点黑色的东西，放在鼻尖闻了闻——是煤烟味，和父亲老照片里，抗洪堤坝上飘的烟味一样，带着点呛人的焦糊。
1983年的火灾，烧的果然是这些齿轮。父亲当年查到的，就是高副局长偷卖抗洪物资换齿轮的事——用救灾的棉纱、帐篷，换纺织厂的旧设备，再卖给废品站套现，齿轮上的红漆编号，是为了记清哪批对应哪笔赃款。
走出废品站时，天开始下雾，灰蒙蒙的，把远处的楼房泡得像团影子。林锐想起老家的槐树林，这个时节该落叶子了，母亲肯定在捡槐米，竹篮挎在胳膊上，篮子沿磨得发亮，她说要晒干了泡茶，能安神。
他突然很想回家。
回到派出所时，老张正对着一盘录像带犯愁。是之前从辉煌录像厅暂存的，标签上写着“正经片”，画着个穿警服的男人敬礼，可播放出来却是雪花，沙沙的响声像有人在耳边搓沙子。“奇了怪了，上午还能看呢。”老张拍了拍录像机，机器壳子上的漆掉了块，露出里面的铁皮，“难道是被磁石消了磁？”
林锐的心猛地一跳。他想起赵卫东说过“过几天还得送回去”，想起高副局长刚才的话——这些录像带里，藏着的恐怕不只是账本，还有1983年的秘密。那些被“处理”的旧纸箱，1992年冬的，1991年春的，说不定每一次“扫黄”，都是在销毁上一次的罪证。
他接过录像带，外壳冰凉，像块浸在井水里的石头。在灯下仔细看，发现侧面有个针孔大小的洞，像是被人用细针扎过，边缘还粘着根细毛，是哪种廉价毛衣上的腈纶线——高副局长的秘书今天穿了件这样的毛衣。
“老张，借个放大镜。”
放大镜下，针孔周围有圈淡淡的锈迹，和废品站齿轮上的铁锈一个色。林锐突然明白，这盘录像带不是被磁石消了磁，是被人用装了铁粉的针管扎过——铁粉能干扰磁信号，比消磁器更隐蔽，而且锈迹能和录像带外壳的氧化层混在一起，不容易被发现。
是谁干的？高副局长的秘书？还是他亲自授意？
“这盘带子，上午谁碰过？”
“高局的秘书来过，说要核对暂扣物品清单，拿起来看过两眼，还对着光转了转。”老张挠了挠头，头发里落了根白丝，“怎么了？这里面有猫腻？”
林锐没说话，把录像带放进抽屉锁好。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咔嗒一声，像在心里上了道闸。窗外的雾更浓了，能见度不足五米，远处的汽笛声变得闷闷的，像谁被捂住了嘴。
他想起高副局长的拐杖，枣木里说不定嵌了铁条，既能当武器，又能吸走磁信号；想起父亲的铅笔，笔芯里说不定裹了纸条，藏着当年的证据；想起那堆带红漆的齿轮，拼起来或许能凑出1983年火灾的时间、地点、参与的人。
这些东西像秋雾里的脚印，看似零散，却都通向同一个方向——1983年那场火，烧的不只是仓库，还有父亲没说出口的真相。而现在，有人想把他的脚印也抹去。
夜里，林锐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老家的槐树下，父亲正蹲在地上画齿轮，粉笔头在青石板上划过，留下白印子，像没干的霜。母亲在晾衣服，绳子上的蓝布衫被风吹得鼓鼓的，像只振翅的鸟。他想跑过去，却被浓雾困住，脚下的路变成了棉花，软得站不住脚，每走一步都往下陷。
“爸！”他喊出声。
父亲回头笑了笑，手里的粉笔突然断了，白色的粉末落在地上，像撒了把骨灰。
林锐猛地惊醒，冷汗浸湿了警服，贴在背上凉飕飕的。窗外的雾还没散，值班室的灯在雾里晕成一团黄，像老家灶台上的油灯，母亲总说灯芯不能太亮，费油。他摸出父亲的半截铅笔，攥在手里，笔杆被汗浸得发潮，木头的纹路硌着掌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更让人踏实。
明天，他得去高副局长的办公室看看。那个藏着抗洪奖状和保险柜的房间，那根敲出笃笃声的拐杖，说不定就藏着父亲没画完的那笔。
秋雾里的脚印，总得有人跟着走下去。哪怕前路看不清，哪怕脚下是棉花，也得踩出个印子来。
林锐翻开笔记本，在刘琴案的记录下面，又写下一行：
“1983年的齿轮，1993年的录像带，用‘扫黄’掩盖的，是同一伙人的账本。”
笔尖划过纸页，留下道深色的痕，像雾里终于透出的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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