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在档案馆查到陈致远的资料时，窗外的梧桐正落着今年的第一片叶子。
档案袋是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亮，里面只有薄薄几页纸。入职登记表上的照片有些模糊，二十二岁的陈致远穿着铁路制服，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和外婆相册里的那个身影重叠在一起。
“1990年6月15日，因抢救国家财产牺牲。”林砚的指尖划过结论栏，纸页粗糙的触感像砂纸，磨得人心尖发疼。
档案馆的老管理员推了推眼镜：“小姑娘，这案子当年闹得挺大。听说那批铁轨有问题，施工方想压下来，是小陈硬要上报，结果……”
结果怎样，他没说。林砚却想起冲印店老板的话——“后来小陈没了，姑娘也走了。”
她走出档案馆时，天已经黑透了。梧桐叶被路灯照得半透明，像浸在水里的金箔。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妈妈发来的信息：“阿砚，你外婆的樟木箱里，是不是有个铁盒？”
林砚的心猛地一跳。她忘了，那只铁盒还在衣柜深处。
回到老房子时，妈妈正坐在外婆的藤椅上，手里捏着那支英雄钢笔。铁盒打开着，里面的信和日记散了一桌子，蓝黑的墨水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我找到这个了。”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小的牛皮本，封面已经磨得发亮，“是你外公的日记。”
林砚接过来，指尖触到纸页的瞬间，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本日记，和陈致远的日记，字迹一模一样。
“1987年3月12日，今天又在石桥边等她。火车鸣笛的时候，看见她的蓝布衫在人群里晃。想把钢笔给她，没敢。”
“1987年3月27日，她要走了。去上海读大学。我说我等她，她笑我傻。钢笔放在她窗台上了，不知道她会不会看见。”
“1990年6月15日，今天收到她的信。她说，上海的梧桐叶落了，这次是真的金色。我去邮局寄了照片，是她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柜员说，照片不能寄挂号信，我还是寄了。”
照片……挂号信……1990年的邮票……
这些碎片突然有了温度。林砚想起外婆说过的话：“阿远说，铁轨会一直铺下去的……”
铁轨铺到了上海，他却永远留在了1990年的夏天。
妈妈的眼泪滴在日记本上，晕开小小的水渍：“当年他出事前，给我寄了最后一封信。说等铁路通了，就带我去北京看天安门。可我收到信的时候，他人已经……”
信？林砚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冲进外婆的房间，在床头柜的最底层找到了那本相册。最后一页贴着张泛黄的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146号。
地址旁边，画着棵小小的梧桐树。
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照在相册的扉页上。那里贴着枚20分的上海民居邮票，右下角有个极小的墨点，像谁不小心蹭上去的泪痣。
林砚忽然明白，那封迟到的回信，外婆早就收到了。
就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当她把最后一张梧桐树的照片夹进相册时，那个穿铁路制服的年轻男人，正站在时光的另一端，对着她温柔地笑。
而那些泛黄的信笺，那些褪色的照片，那些永远停在1990年的邮票，不过是他留给她的，最温柔的回声。
就像此刻，月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当年他相机里，她发梢跳成金色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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