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一早，我让侑成亲自将材料送到市里。
不是电邮，也不是公文快递，而是——人亲自送、手亲自交、话亲自说。
侑成走之前，我对他说：「这份东西你只交给一个人——政研室彭令森。」
他挑眉：「不是给农委？」
「不是。材料要送到一个知道怎么‘讲故事’的人手里。农委只会报项目，彭令森会放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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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他从市里打来电话：「我把材料放在彭主任手上了。他看完开头就笑了，问我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你怎么答？」
「我说，是李县长写的，我只帮忙打字。」
我听完，微微一笑，心想：好。这句话有分寸，也留了余地。
「他说什么？」我问。
「他说他要‘拿去上个地方’，还问我这份材料可不可以转报省委政改办。」
我沉默了三秒，轻声答：「他想送，我们就让他送。」
「但那样一来，我们就不是县里的事了。」
「本来就不是了。」我望向窗外，「这个牌桌，早就换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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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四点半，市里来电通知我，次周一省委政研办将派人来「不记名考察」长兴县农业智慧治理模式。消息说是口头传达，没有任何正式公文。
我挂掉电话，打开办公室门，对侑成说：「下周有客人来，不署名，也不留痕。」
他立刻明白：「是那种只看现场、只记人名、不表态的‘上级低调试水’模式？」
我点头：「对。所以我们不装，也不演，把真东西拿出来，别说话——让他们自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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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一个人走出办公区，绕到县政府东侧的旧平房宿舍区。
那是还没拆完的老干部宿舍，一半荒废，一半还住着几户老农转干的退休职工。
我敲开其中一户门，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副乡长。
他眼已昏花，腿脚不利，但记忆却清晰得吓人：「你是李家的那个小子？以前你爸在县里办公室那排，我还带过他一段时间。」
我笑着点头：「您还记得他？」
「你爸的字我记得。你爸那时写报告啊，写到县委办主任都不敢改。」
我没接话，只递上茶，静静地陪他坐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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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群福正在厨房煮泡面，见我进门便笑：「李县长，今晚的菜单是：红烧牛肉＋智慧治理报告余香。」
我坐下，一边喝汤一边问他：「群福，你觉得我们最近搞这么一出，有用吗？」
他思索一会，说：「有。但不是给我们自己用，是——给后来人用。」
我一怔，接着点点头。
「我们做的，是铺出一条让人不会摔倒的地砖路。踩上去不觉得特别，但没它，整条路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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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我收到一封邮件。
寄件人是市委副书记的秘书，内容仅一句话：
「李县长，近日看到您的报告，有所感，请保持定力。」
我没回覆。这封邮件没有文件号、没有副本、甚至连抬头都没有，但却像一枚静静落入水中的石子——声音小，波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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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早晨，整个县政府大院里一片安静，只有几个部门知道：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批没有名单、没有路线图、没有记者跟拍的「真正上面来的人」。
这种人不说话，只看事；不留名，只做笔记。
他们来，不是为了考察我李忠恩——而是要看，这种做法值不值得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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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我忽然明白：
我们这两万三千字的报告，不是一张交差的材料，是一封送进「下一个十年」的请帖。
一封邀请整个体制思考未来基层治理样态的——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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