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清晨，阳光透过县政府办公楼的百叶窗斜洒进来，一层柔和的光落在会议桌上，映得桌上那份市里刚下发的「农业数位化推广通报」格外醒目。
标题简洁，却意涵深远：
《关于推广长兴县“智慧田”试点经验的通知》
——市委农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机密级内参简报）
我一页一页翻着，里头不只摘要了我们的项目流程、技术应用、农户反馈，还特别划出两句话：
「长兴县推进过程中，敢于先行先试，未等上级明确方案即自主部署，应予以警惕性关注。」
「但亦需正视其对数据治理与农户参与机制的探索价值。」
那「警惕性关注」五个字，像是一根细针，不痛，却藏在骨缝里。
侑成站在我身后，看完后只吐了三个字：「有点毒。」
我放下纸，语气平静：「这是警告，也是封口胶。他们怕有人以为我做法可以复制。」
「但偏偏我们就要复制给他们看？」他挑眉。
「不。」我说，「我们不复制，我们升级——我们让市里非复制不可。」
—
下午，我主持召开了县内五个乡镇的联席专题会议。
这场会议，没通知农业局，也没请县财政，只邀了五位乡镇党委书记与分管副镇长。
我开门见山：「我们要推第二轮，这次不光是感测器跟平台，而是要让农户参与决策流程，从地块登记、灌溉排程到收益分润，全部电子化、公开化。」
有镇书记当场疑问：「这么做是不是会引起村里老一辈的不满？」
我答得不快：「会。但怕老人不满，我们什么都不用改了。」
—
这场会开得极慢，每个环节都讨论透彻。直到黄昏，群福来敲门：「李县长，晚上七点，省里人到了，要不要我先接一下？」
我一愣：「谁？」
「省农业厅副厅长，带了两个处长。说是‘私人调研’。」
—
当晚，我们在县委招待所后院小餐厅设了简桌。
没有多余人陪席，只有我、侑成、群福，对着副厅长与两位处长——两道冷盘、一条清蒸鲤鱼、一瓶绍兴十年花雕。
副厅长年约五十，戴银框眼镜，一落座就开门见山：
「市里上周座谈会，我听了你讲话录音，挺有意思的。」
我微笑，斟酒：「让您久等了。」
他不接话，只抿了一口酒，目光凝住我眼底：「我有句话直说了——你这种做法，如果只是一县一项，市里会觉得有意思；但如果变成一地一系统，上头会觉得——不稳定。」
我淡然：「那就让他们来稳定我。只要他们能给我一样的结果。」
副厅长盯了我几秒，忽然笑了：「你这话不像一个副县长该讲的。」
我也笑：「那您今晚坐这里，也不像只是来吃饭的。」
气氛顿时松了下来。
他放下筷子，低声道：「你知道省里现在在选下年度农业改革示范县，原本是打算推市里另外一个县。但如果长兴这边能交出一份‘无可替代的答卷’，我也不好不报实情。」
我静静问：「条件呢？」
他答：「你得写一份材料，讲清楚你们这一套‘可复制性’与‘党建引导性’，尤其要让人看得出——这一切都在体制内完成。」
我点头：「行。给我三天。」
他举杯一饮而尽，笑着说：「三天后，我再来喝一次。」
—
饭后，群福驾车送我与侑成回县府，一路无言。
直到快到宿舍楼下，侑成终于低声问我：
「你真的能写出一份，让他们安心，又能留下我们意志的材料吗？」
我没回头，只说了一句：
「要让他们觉得，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他们一直想做但没人做成的。」
「所以不是我们超前了，是他们终于赶上了我们。」
—
这才是真正的「留白之术」，让对手说出我们的话，签上我们的帐，然后——自己说他们是源头。
这不是妥协，这叫：借风行舟，暗中立旗。
下一场戏，不在田里，不在会场，在——材料上。
一份好材料，能让整个体制开始背书。
而我，正坐在这张旧牌桌上，静静铺开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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