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顶楼这间出租屋时，窗台摆着盆薄荷。瘦得只剩三根茎，叶子蜷着，像被晒蔫的蝶，花盆是豁了口的粗陶碗，边缘还沾着些干硬的泥。

房东太太临走前指着薄荷说：“前租客留下的，死了就扔了吧，别当回事。”

我却没扔。每天早上浇半杯淘米水，傍晚搬到楼道通风，周末用小剪刀把枯黄老叶剪掉。半个月后，竟从根部冒出圈新芽，嫩得能掐出水，风一吹，满屋子都是清清凉凉的香。

对门住着个老太太，姓张，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她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门，手里拎着个竹篮，装着空瓶，说是去公园接泉水。看见我摆弄薄荷，总会站在门口笑：“这草性烈，得顺着它的脾气。”

张老太的窗台也摆着花草，是几盆仙人掌，歪歪扭扭的，有盆还缺了个角，像是被什么啃过。她说：“仙人掌好养活，渴了浇点水就行，不像薄荷，得天天看着。”

七月的一个雨夜，我加班到十点，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摸黑上楼时，踢到个软软的东西。借着手电筒的光一看，是只湿透的小猫，浑身脏得打结，右前腿蜷着，像是断了。

我把它抱回家，用旧毛巾擦干，在纸箱里铺了件毛衣，倒了点温牛奶。小猫怯生生地舔着奶，黄琥珀似的眼睛直勾勾盯着窗台的薄荷，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

第二天一早，张老太来敲门，手里端着个青瓷碗，里面是碾碎的药片，混着肉末。“给猫吃的，”她往屋里瞟了眼，“我家老头子以前是兽医，这药治外伤管用。”

小猫很能吃，不到半个月就胖得圆滚滚的，腿好了以后，总爱趴在薄荷盆旁边打盹，尾巴尖偶尔扫过叶片，惊得香气漫出来，它就抖抖耳朵，像是很享受。

张老太每天都会送些吃的来，有时是条小鱼干，有时是半碗蒸南瓜。她说自己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回不来一次，“家里冷清，有只猫热闹点”。

有次我出差三天，托张老太帮忙喂猫。回来时发现薄荷被修剪过，长得更精神了，小猫脖子上还系了个红绳结，歪歪扭扭的，像是老太太的手艺。

“它总扒花盆，”张老太坐在小马扎上，看着小猫追着自己的影子跑，“我就把薄荷挪高了点，免得被它刨了根。”

入秋时，薄荷开了串细碎的白花，米粒大，藏在叶片间，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张老太说：“薄荷开花少见，是好兆头。”她从家里拿来个小玻璃瓶，小心翼翼地摘了些花瓣，泡在蜂蜜里，说是治咳嗽管用。

那天晚上，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张老太扶着墙站在门口，脸色白得像纸，手里紧紧攥着个相框：“姑娘，帮我看看……这字是不是念‘平安’？”

相框里是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个穿军装的年轻男人，胸前别着枚军功章，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两个字，笔画有些潦草。我认出那是“平安”二字，刚点了点头，老太太的眼泪就下来了，大颗大颗砸在相框上，晕开了些水渍。

“他说打完仗就回来，”她用袖口擦着眼泪，声音抖得厉害，“让我在窗台种薄荷，说薄荷开花了，他就到家了。”

我这才知道，张老太的丈夫参加过抗美援朝，去时才二十五岁，临走前在窗台上种了盆薄荷，说薄荷的香气能提神，等他回来，就用薄荷叶子泡水喝。可他再也没回来，部队寄来的抚恤金里，夹着片干枯的薄荷叶，说是从他口袋里找到的。

“这盆薄荷，是我从老家移过来的，”她指着我窗台的薄荷，眼睛亮得像有光，“跟当年那盆，是一个根上发的芽。”

深秋的一个清晨，小猫突然对着张老太的门喵喵叫。我推开门，看见老太太趴在桌前，手里还捏着那枚军功章，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镀了层金。

她走得很安详，嘴角还带着丝笑，像是梦见了什么好事。

收拾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找到个铁皮盒，里面除了军功章和照片，还有包用红布裹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些晒干的薄荷叶，用细麻绳捆着，一小包一小包的，上面标着年份，从1953年一直到2023年。

最底下压着张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已经模糊：“今年的薄荷收了，等你回来泡新茶。”

老太太的儿子来接她的骨灰时，带来个消息：当年她丈夫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役中全军覆没，遗体没能运回来，只找到枚变形的军功章。部队的文书说，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正把一片薄荷叶夹进家书里，说要寄给家里的媳妇。

“我妈总说他会回来，”男人红着眼圈，“说薄荷没死，他就活着。”

我把窗台的薄荷分了些给她儿子，用老太太留下的粗陶碗装着，嘱咐他：“这草性烈，得顺着它的脾气。”

今年春天，那盆薄荷又发了新芽，从花盆的裂缝里钻出来，沿着窗台蔓延，在张老太曾经的窗台前，开出了串细碎的白花。小猫已经老得不爱动了，总趴在薄荷旁边晒太阳，偶尔抬起头，对着空荡的对门喵喵叫两声，像是在打招呼。

有天我晾晒被褥，风把片薄荷叶子吹到张老太的门前，贴在门缝上，清清凉凉的香，顺着门缝钻进去，像是在轻轻说：“我回来了。”

楼下的槐花开了，白花花的落了一地，我想起张老太说过，薄荷开花是好兆头，那槐花呢？大概是更热闹的好兆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