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修笔铺开在巷口第三间,青石板路被雨洗得发亮时,木质招牌上的“修笔”二字会透出温润的光。我第一次进去是七岁那年,攥着支摔断笔尖的英雄牌钢笔,指缝里还沾着没擦净的蓝墨水。
铺子比想象中小,迎门摆着张梨花木长桌,桌面嵌着块厚玻璃,底下压着各式各样的笔尖——金的、银的、不锈钢的,像片缩小的星空。老周坐在桌后,戴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道缝,正用镊子夹着枚米粒大的零件,往笔杆里塞。
“爷爷,能修吗?”我的声音在满是墨香的空气里发飘。
他没抬头,指尖的镊子却稳稳停住:“英雄100型,铱粒断了,得重焊。”
后来我才知道,老周修笔有三绝:不用放大镜能辨出十七种笔尖型号,蒙眼能摸出钢笔的出厂年份,最神的是他能把摔成三截的笔杆接得天衣无缝,转动时还能听见细微的“咔嗒”声,像机关在应答。
那天我蹲在铺子角落,看他用酒精灯烤笔尖,蓝火苗舔着金属,映得他花白的眉毛泛着银光。他的手指布满裂口,指腹结着厚厚的茧,却比绣花针还灵活,捏着 tiny 的焊锡丝,轻轻一点,断口就合在了一起。
“好了。”他把钢笔推过来时,夕阳正从气窗斜照进来,在笔帽上镀了层金。我试着写了个“好”字,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比原来更顺滑。
从那以后,我的钢笔总出些“小意外”:有时是墨囊漏了,有时是笔帽卡壳。每次去修,老周都不推辞,修好后往我手里塞块水果糖,橘子味的,糖纸皱巴巴的,像是揣了很久。
铺子的墙上挂着幅字,是用毛笔写的“敬惜字纸”,笔锋遒劲,却在“惜”字的竖钩处洇了块墨。我问老周是谁写的,他用绒布擦拭钢笔的动作顿了顿,说:“一个老朋友,多年没见了。”
五年级的冬天,巷口来了个收废品的,板车上堆着座旧柜台,雕着缠枝莲纹,边角处磕掉了块漆。老周盯着那柜台看了半晌,用三斤粮票换了回来,擦干净摆在铺子最里面,上面摆了个青瓷笔洗,盛着清水,养着支没笔帽的毛笔。
“这是民国的东西,”他用指腹摩挲着雕花,“当年在上海的拍卖行,有人出三十块大洋,没舍得卖。”
我注意到柜台抽屉里锁着个木盒,巴掌大,红漆剥落,露出底下的紫檀木纹理。有次趁老周弯腰找零件,我偷偷拉开条缝,看见里面铺着块红绒布,放着支银杆钢笔,笔帽上刻着朵梅花,花蕊处嵌着粒小小的蓝宝石。
“别动。”老周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我吓得手一抖,抽屉“啪”地合上了。他没生气,只是把木盒锁好,钥匙串在裤腰带上,和块黄铜怀表挂在一起。
开春时,巷口的槐树抽出新芽,老周却病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被,咳嗽声震得窗棂都在响。我放学去看他,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支新钢笔,派克牌的,笔帽上的箭头锃亮。
“拿着,”他喘着气,枯瘦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腕,“好好学习,将来考去北京。”
油纸包里还裹着张照片,边角卷了毛。上面是个穿学生装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手里举着支钢笔,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背景是所大学的校门,门楣上的“燕京大学”四个字被风刮得有些模糊。
“她叫青禾,”老周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当年总爱抢我的钢笔用,说我的笔尖滑。”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行小字:“民国三十七年,赠明远,盼君早归。”字迹娟秀,末尾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我这才知道,老周的名字叫明远。
老周去世那天,槐花正开得热闹,白花花的落了一地,像铺了层雪。他躺在铺着蓝格子床单的床上,手里紧紧攥着那支银杆钢笔,笔帽上的蓝宝石在晨光里闪着光。
整理遗物时,我在柜台的暗格里找到个账本,泛黄的纸页上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支钢笔的型号,最后一行是我的名字,后面写着“英雄100型,换铱粒三次,赠派克笔一支”。
账本的最后夹着封信,信纸脆得像枯叶,是用那支银杆钢笔写的:
“明远吾爱:
北平已雪,校旁的梅花开了,想起你说最爱梅花的风骨。前日见拍卖行有支银杆钢笔,笔帽嵌着蓝宝石,像极了你眼睛的颜色,可惜钱不够,只好看了又看。
战事日紧,学堂里人心惶惶。先生说若城破了,便把书都烧了,不能落进日本人手里。我把你的钢笔藏在墙缝里,裹了三层油纸,等你回来时,定还能写出流利的字。
盼君平安,来年共赏梅花。
青禾 民国二十六年冬”
信封里还装着半张船票,目的地是北平,日期被水渍晕染了,只能看清“十二月”三个字。
老周的葬礼很简单,来的都是些老街坊,手里或多或少都拿着支钢笔,有派克,有英雄,还有支掉了漆的金星,笔帽上拴着根红绳。
“当年我高考,钢笔漏墨,是老周连夜修好的,”卖馄饨的张婶抹着眼泪,“不然哪能考上师范。”
修鞋的老李从工具箱里掏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些钢笔零件:“这些年攒的,本想等他八十大寿,给他凑支新笔。”
我把那支派克笔别在胸前,跟着送葬的队伍往墓地走。风卷起地上的槐花,粘在黑色的孝布上,像落了场香雪。
老周的铺子后来改成了文具店,卖些塑料笔记本和一次性水笔。新老板嫌那幅“敬惜字纸”的字太旧,摘下来扔在杂物堆里。我偷偷捡了回来,用浆糊粘在硬纸板上,挂在我的书桌前。
去年冬天,我去北京出差,特意绕到燕京大学旧址。红砖墙爬满了爬山虎,校门口的石狮子还在,只是耳朵缺了块。我站在当年照片里姑娘站过的地方,掏出那支派克笔,在笔记本上写下“敬惜字纸”四个字。
笔尖划过纸页的瞬间,我仿佛听见老周的声音,带着橘子糖的甜味:“写得不错,就是力道差了点。”
转身时,看见个白发老太太站在不远处,手里拄着根拐杖,拐杖头是用钢笔杆做的,上面刻着朵模糊的梅花。她对着我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像极了照片里的青禾。
风吹过树梢,带来远处的鸽哨声,清亮得像钢笔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我摸了摸胸前的钢笔,笔帽上的箭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是在应答着什么。
巷口的青石板路还在,只是再也闻不到淡淡的墨香,和橘子糖的甜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