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罗伦萨的针线声
意大利的阳光是暖金色的，淌在佛罗伦萨的石板路上，像融化的蜂蜜。严浩翔和贺峻霖站在机场出口，手里捏着写着“张真源”的纸牌，西装外套上还沾着香港转机时的潮气，与周围穿风衣、戴宽檐帽的行人显得格格不入。
“这边！”一个穿米色羊毛衫的青年朝他们挥手，黑发黑眼，笑起来眼角有浅浅的纹，“我是张真源。”
张真源的裁缝铺在老桥附近，门面不大，招牌上用中文写着“源记”，旁边用意大利语注着“中式定制”。推开木门，铜铃“叮铃”一响，扑面而来的是绸缎与樟脑的混合气息，墙上挂着几件旗袍，盘扣像一颗颗精致的星辰。
“贺伯母去年就写信来了，”张真源给他们倒了两杯热咖啡，瓷杯边缘还印着青花瓷纹样，“说若有两个孩子来找我，务必照拂。”他看着贺峻霖通红的眼，又看了看严浩翔紧抿的唇，没再多问往事，只指了指二楼，“楼上有两间房，收拾好了。”
最初的日子像被揉皱的纸，摊开时满是褶皱。严浩翔第一次用缝纫机，针扎进拇指，血珠滴在湖蓝色的绸缎上，像朵突兀的红梅；贺峻霖去市场买布料，对着意大利摊主比划半天，最后拎回来一捆粗麻布，其实想要的是织锦。
张真源从不催，只慢慢教。教严浩翔认布料的经纬，告诉他“桑蚕丝要顺着光线裁，不然会有色差”；教贺峻霖说意大利语的“尺寸”“针脚”，笑着说“你设计的旗袍领口，得让洋人知道什么叫东方的含蓄”。
贺峻霖的设计天赋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在佛罗伦萨的阳光下破土而出。他会在深夜的台灯下画草图，把意大利蕾丝缝在旗袍的开衩处，让严浩翔帮忙穿针引线——少年的指尖曾握惯了钢笔与手枪，此刻捏着绣花针，笨拙得像只学飞的鸟，却格外认真。
“我们自己开家店吧。”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贺峻霖指着窗外的雨帘，眼里闪着光，“就叫‘霖翔’，好不好？”
严浩翔看着他沾着墨汁的指尖，突然笑了。他卖掉了最后一块怀表——那是严父送的十六岁生日礼物，金壳内侧刻着“前程似锦”，换回来的钱盘下了隔壁的空铺。张真源把“源记”的一半股份让给他们，笑着说“我早想找个懂设计的搭档”。
“霖翔”的招牌挂起来那天，阳光正好。贺峻霖设计的第一件改良旗袍被一位法国夫人买走，她对着镜子转了三圈，用生硬的中文说“像月光”。严浩翔站在柜台后算账，笔尖划过账本，突然发现自己竟能算出布料的利润率，不再是那个连鞋带都要佣人系的少爷。
日子在针线声里慢慢变得平整。他们会在关店后坐在壁炉前，听张真源讲他在巴黎的见闻，贺峻霖给严浩翔织围巾，针脚歪歪扭扭，却暖得能焐热冬夜；严浩翔则学着做番茄肉酱，总把盐放多，贺峻霖边咳边说“比上海的红房子好吃”。
1937年的冬天来得早，报纸上全是国内战事的消息。宋亚轩的信穿过战火寄来，信封边缘焦黑，字迹却依旧张扬：“收到你们寄的盘尼西林了，救了不少人。贺叔……在台儿庄牺牲了，说‘别让小霖回头’。”
贺峻霖把信贴在胸口，指腹抚过“贺叔”两个字，泪水无声地浸湿了信纸。严浩翔从背后抱住他，下巴抵在他发顶，闻到的是他常用的茉莉香皂味，混着淡淡的布料气息。
“我们回去参战吧。”贺峻霖的声音发颤。
严浩翔没说话，只握紧了他的手。第二天，张真源从仓库里拖出几箱布料：“这些是防刺的厚帆布，能做军装。我托船运的朋友，能混在货物里运回去。”
他们的汇款单从此多了一项——布料、药品、罐头，有时是一沓沓法郎，那是他们省掉咖啡钱、卖掉严浩翔最后一件羊绒大衣换来的。宋亚轩的回信越来越短，有时只有一张明信片，背面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写着“收到，勿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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