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内容\]手帕包砸在胸口那下不轻，震得我心口发闷。我顾不上揉，手忙脚乱地把那布包紧紧攥在手里，指节都用力到发白。车窗外面，王建军的身影正一点点变小，像个被人随手丢弃的破布娃娃。他那件干净的白衬衫被风吹得鼓鼓囊囊，腰间缠着的绷带在阳光下特别扎眼，昨天我指尖碰到的就是那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烫得慌。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冲，速度越来越快。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想再看清楚点他的样子，可玻璃上全是我的哈气，糊成一片白茫茫。刚才他举着手帕包砸过来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他额角又渗血了，顺着脸颊往下淌，跟那天晚上在广播站门口一样。
“姑娘，你没事吧？”对面座位的大妈推了推我的胳膊，手里还掰着半块窝窝头，“刚才外面那小伙子是你对象？追着火车跑了老远呢。”
我摇摇头没说话，把脸埋在手帕包里。布包不大，里面硬邦邦的，好像是鸡蛋。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着皂角味从布角钻出来，刺得我鼻子发酸。这手帕我认得，是我初中毕业时给他绣的，上面还歪歪扭扭地绣着两只小鸭子，当时被他宝贝得不行，天天揣在兜里，没想到现在被用来包这些东西。
打开手帕，三个圆滚滚的鸡蛋躺在里面，蛋白上还沾着点暗红的血渍。我盯着那些血渍发呆，突然想起刚才在车站，赵建明的皮鞋是怎么踩在王建军手背上的，那“嘎吱”声隔着老远都听得见。
“又是一个苦命鸳鸯哟。”大妈叹了口气，把手里的窝窝头往我面前递了递，“饿不饿？吃点吧，火车到北京还得十几个小时呢。”
我摆摆手，把手帕重新包好塞进帆布包最里层。帆布包里的铁皮烟盒硌着肋骨，刚才在车上太急，忘了把钱还给他。那三十块钱，怕是他攒了很久的吧？跟前世一样，总是这样一声不吭地把所有好东西都塞给我。
车窗外的田埂往后退得飞快，绿油油的稻子被风吹得像波浪。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俩就经常在这样的田埂上跑，比赛看谁先跑到前面那棵歪脖子树。每次他都故意输给我，看我得意洋洋地叉着腰笑，他就蹲在旁边，眼睛亮晶晶的，头发软软的搭在额头上，耳后还没有那道疤。
那道疤是怎么来的来着？对了，是有一次赵建明抢我的毽子，把我推倒在石头堆上，王建军跟他打架，被赵建明用碎玻璃划的。那时候流了好多血，把他半件白衬衫都染红了，他却举着抢回来的毽子冲我傻笑，说：“晓云你看，没坏。”
火车进隧道的时候，车厢里一下子暗下来，只剩下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我摸着帆布包里那个铁皮烟盒，突然想起前世临死前，王建军来医院看我。那时候他已经是大公司的老板了，西装革履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就是鬓角已经有点白了。他站在病房门口，隔着玻璃看我，眼睛红红的，像只受伤的野兽。
护士说，他在外面站了整整一夜，天亮才走。走之前，在我枕头底下塞了个存折，上面的数字多到让我吃惊。可那时候我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挺直的脊梁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后来赵建明把存折拿走了，还冷笑着说：“他倒是会装好人，你以为他真是来看你？要不是当年他......”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当时疼得厉害，脑子里嗡嗡的全是杂音。
“姑娘，北京到了！”大妈推了我一把，收拾着手里的布包，“快下车吧，天都黑透了。”
我跟着人流往车外走，脚底下软绵绵的，像是踩在棉花上。北京的风比我们老家凉多了，吹在脸上有点疼。火车站人挤人，到处都是拉着行李箱的学生，说的话南腔北调。我背着帆布包站在广场中间，突然有点发慌，这么大的地方，我该往哪儿走？
录取通知书上写着学校在海淀区，可海淀区在哪儿？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站前广场的灯亮得晃眼，照着地上的人影长长短短。卖烤红薯的大爷推着车从旁边过，甜香味混着煤烟味飘过来，勾得人肚子咕咕叫。
帆布包里的搪瓷缸子硌着腰，我才想起从早上到现在除了那块糖糕，啥都没吃。摸了摸兜里，母亲给的红糖饼还在，温乎乎的。我找了个台阶坐下，刚咬了一口饼，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晓云！林晓云！”
声音有点耳熟，我抬起头，看见路灯底下站着个穿蓝布中山装的男人，戴副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他手里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纸牌，正踮着脚朝这边看。
“你是......？”我站起来，咬了一半的饼还在嘴里。
“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辅导员，我叫张启明。”他朝我伸出手，镜片后面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学校知道今年有几个偏远地区的新生可能不熟悉路况，特意派我们来接站的。等你好久了，火车晚点了吧？”
我点点头，把剩下的半块饼塞进帆布包，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很软，不像王建军，手心全是硬邦邦的茧子。
“路上还顺利吗？”张辅导员帮我拎着帆布包往公交站走，“我看你这包不轻啊，都带什么了？”
“就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些书。”我跟在他后面，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北京的公交车真漂亮，不像我们县城的，车皮都掉漆了。
“对了，”张辅导员突然停下脚步，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个信封递给我，“差点忘了，昨天有个你们老家来的小伙子，也是坐火车来的，说是你的同乡，托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接过信封。信封是用作业本撕下来的纸做的，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我认得，是王建军写的。他小时候读书写字就不好看，老师总说他的字像鸡爪刨的。
“他什么样儿？”我的声音有点抖，把信封攥得皱巴巴的。
“就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子，个子挺高，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张辅导员推了推眼镜，“昨天在学校门口等了你一整天呢，说你坐今天的火车到。我让他留个电话，他说他家没电话。对了，他还说让你别担心他，说什么......哦，说什么事情都处理好了，让你安心上学。”
公交车“吱呀”一声停在我们面前，车门打开的时候，我看见车窗玻璃映出自己的脸，眼睛红红的，像只兔子。
“快上车吧。”张辅导员扶了我一把，“再晚宿舍就关门了。”
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路灯一盏盏往后退，把车厢照得忽明忽暗。我把作业本纸信封放在腿上，手指来来回回摩挲着粗糙的纸边，就是不敢打开。
他怎么会来北京的？他胳膊上的伤是不是又严重了？赵建明后来有没有再找他麻烦？广播站的工作还保得住吗？问题一个接一个往脑子里冒，像冒泡的开水。
“同学，你也是北大的？”旁边座位的女生凑过来搭话，梳着两个麻花辫，脸上还带着点婴儿肥，“我是历史系的，我叫孙梅。”
“你好，我叫林晓云，中文系的。”我冲她笑了笑，把信封悄悄塞进帆布包。
“中文系好啊！我一直想学中文呢，可惜我妈说学历史以后好找工作。”孙梅撇撇嘴，从帆布包里掏出个苹果递给我，“吃吧，我妈给我带的，山东烟台的苹果，可甜了。”
苹果是温的，还带着太阳的味道。我想起王建军塞给我的那叁个鸡蛋，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舍得吃。小时候他总把家里带来的煮鸡蛋省给我吃，自己啃干硬的窝头，说他不喜欢吃鸡蛋，蛋黄噎得慌。那个时候我还真信了，直到有一次看见他偷偷捡我扔掉的鸡蛋壳，躲在树后面舔。
“你怎么不吃啊？”孙梅眨眨眼睛，“是不是不喜欢吃苹果？”
“不是不是。”我慌忙咬了一大口，甜滋滋的汁水在嘴里散开，却好像有点苦。
公交车在校门口停下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北京大学四个烫金大字在门楼上闪闪发亮，看得人眼睛有点花。孙梅拽着我的胳膊往里跑，夜风掀起我们的衣角，像要飞起来一样。
宿舍楼是红砖砌的，长长的走廊里亮着昏黄的路灯，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海报。我的宿舍在三楼，302室。推开门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叁个女生了，正围着桌子吃方便面，香味飘了满屋子。
“哟！又来了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生站起来，嘴里还叼着面条，“我叫王芳，北京本地的！”
“我叫赵小红，从上海来的。”戴眼镜的女生推了推眼镜，手里还捧着本书。
“李娟，四川的。”短头发的女生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往我手里塞了双筷子，“快来吃点，刚泡好的，康师傅牌的，可香了！”
方便面的香味钻到鼻子里，勾得我肚子咕咕叫。我确实饿坏了，从早上到现在就吃了半块红糖饼。可我心里还惦记着那个信封，随便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晓云，你包里装的啥宝贝啊？一直抱着不放。”王芳凑过来，伸手就要翻我的包。
我下意识地把帆布包往怀里搂了搂。王芳“哎哟”一声怪叫：“还真是宝贝啊？快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其他两个女生也跟着起哄。我没办法，只好从帆布包里掏出那个作业本纸信封。叁个脑袋立刻凑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谁寄的啊？是不是男朋友？”
“不是男朋友，就是......一个同乡。”我红着脸把信封拆开。里面只有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还有叁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跟那个铁皮烟盒里的钱一模一样。
我把钱塞回信封，展开那张纸。王建军的字还是那么难看，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墨迹都晕开了，像是写着写着滴了眼泪在上面。
晓云，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回咱们村了。你别担心我，赵建明那事儿已经解决了，站长知道他偷钱的事，把他辞退了，公社还报了警，估计他得进去蹲几年。广播站的工作保住了，我还在那儿上班。
你走的那天我不该追火车的，让你担心了吧？其实我就是想再看你一眼，看看你去北京上学的样子。小时候你就说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北京在哪儿，就觉得肯定是个特别好的地方。现在你真的去了，真好。
帆布包里有几件你可能用得上的东西，是我去县城供销社买的。有牙膏牙刷，还有一块香皂，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栀子花味的。我还买了个暖水瓶，北京冬天冷，你晚上喝水方便。钱你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会不安心的。我现在在广播站工资挺高的，还能攒下不少。
北大肯定特别好，有好多书可以看，你一定要好好学。别舍不得花钱，想吃啥就买，别学以前那样总吃咸菜。要是钱不够了，就给我写信，我给你寄过去。地址就是咱们村广播站，我每天都去那等着。
你不用给我回信，我知道你学习忙。我就在咱们村等你毕业，等你成为大学生回来。到时候你要是愿意，就给我讲讲北京的故事，讲北京大学是什么样子的。要是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想看着你过好日子。你过得好，我就高兴。
王建军\
1987年9月3日
信纸的右下角还有块暗红的印记，像是血渍。我摸着那块发硬的纸，突然想起张辅导员说的，王建军在学校门口等了我一整天。北京九月的日头还那么毒，他胳膊上还缠着伤，肯定晒坏了吧？
“晓云，你咋哭了？”李娟递过来一张手帕，“是不是你同乡出啥事了？”
我摇摇头，用手背抹了把脸，眼泪却越擦越多，像断了线的珠子。叁个女生都不说话了，就看着我哭。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信纸上，王建军歪歪扭扭的字迹好像活了过来，在我眼前晃啊晃的。
“我以前总以为，只有上了大学，出人头地，才算过好日子。”我哽咽着开口，声音哑哑的，“可我现在才发现，其实我早就过过最好的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在田埂上追着跑，他举着抢回来的毽子冲我笑；那时候他躲在后山溪水边，洗我掉在泥里的布娃娃；那时候他把攒了很久的钱塞给我，手心烫得像块烙铁；那时候他站在雨里，说“我等你回来，不管等多久”。
那些我以为早就忘了的日子，原来一直都刻在骨头里，跟着我一起重生了。
“哎呀，多大点事儿！”王芳突然拍了下桌子，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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