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老槐树下，阿满把最后一块烤红薯塞进弟弟小宝手里。“快吃，别让爹娘看见。”她小声说，眼睛亮晶晶的。小宝咧嘴笑，露出缺了颗的门牙，糖稀粘得满手都是。
那是五年前，风还柔软，麦浪金黄。阿满十岁，小宝六岁。
过年时，爹娘从遥远的城市回来，带回来会说话的玩具和从未吃过的巧克力。那几天，老屋有了温度。阿满和小宝像两只快活的小狗，围着爹娘打转。夜里，他们挤在一张床上，听爹讲高楼的故事，听娘哼走调的歌。
幸福总是短得像一场梦。年初六的清晨，霜冻白了地面。爹背起磨破角的行囊，娘红着眼眶，一遍遍摸小宝的头。“听姐的话，好好读书。”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晨雾弥漫的小路尽头。
小宝没哭没闹，只是坐在门槛上，望着那条路，坐了整整一天。
阿满用麦秆编了只小鸟给他。“你看，姐会陪着你。爹娘赚钱给我们盖大房子呢。”
小宝抬起头，眼睛像蒙尘的玻璃珠：“姐，他们不要我们了吗？”
阿满的心被揪了一下。她抱住弟弟，声音哽在喉咙里：“瞎说！他们最要我们。”
春天又来了几次，老槐树绿了又黄。阿满的成绩单贴满了墙，小宝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他越来越沉默，常常对着院子里的蚂蚁窝发呆。阿满把饭端到他面前，他吃得很慢。
“小宝，吃饭要专心。”
他不答，用筷子把米饭戳得千疮百孔。
爹娘的电话从一周一次，变成一月一次，最后只剩过年时寥寥几句。汇款单上的数字变大了，附言栏却总是空的。
阿满初三那年，学校里有了流言。说小宝跟镇上的混混走了，偷了李婶小卖部的烟。
阿满不信。她跑遍整个镇子，最后在废弃的砖窑里找到他。他嘴里叼着烟，和几个头发染得花哨的少年蹲在地上打牌。烟味混着汗臭，熏得人头晕。
“回家！”阿满去拉他。
小宝甩开她的手，动作很大，几乎把她推倒。他瞥她一眼，那眼神又冷又陌生，像看一个打扰了他的路人。“别管我。”
那几个少年哄笑起来。阿满的脸烧得通红，不是生气，是某种更尖锐的羞耻和绝望。她第一次对他发了火，声音尖利得自己都害怕：“周小宝！你给我滚回家！”
他最终被她拽了回去。一路无话。晚上，阿满在他枕头下发现了那包偷来的烟，只剩下几根。
隔阂像一堵无声的墙，在他们之间垒起来。
阿满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住校了。她省下生活费，给小宝买新笔记本、新钢笔，托邻居奶奶带给他。东西每次都被收下，却从没听过一句谢谢。
高二的一个周末，她突然回家。院门虚掩着，她听见小宝的声音，带着一种她从未听过的、讨好般的谄媚。他从电话听筒里漏出的声音，是娘。
“妈，给我买个新手机吧，同学都有……嗯，最便宜的那种就行……姐？姐挺好的……她忙，不常回来……钱够了，谢谢妈！”
阿满站在门外，手脚冰凉。她推开门。小宝慌张地挂了电话，脸上那点笑容瞬间消失，变成惯有的、不耐烦的冷漠。
“你偷听我打电话？”
“你为什么跟妈说我不常回来？我给你的钱，你是不是都拿去打游戏了？”阿满的声音在抖。
“是又怎么样？”他扬起下巴，像个陌生人，“你的钱不也是他们给的？装什么好人。”
阿满抬起手，很想给他一巴掌，最终却无力地垂下。她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高的少年，他的眉眼依稀还有小时候的影子，可内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彻底换掉了。
她不再说话，转身进了屋。那个周末，他们像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哑巴。
高考前最后一个月，阿满收到邻居奶奶捎来的口信，说小宝跟人打架，头破了，在医院。
她请了假，疯了一样冲进镇卫生所。小宝躺在病床上，额头缠着纱布，嘴角淤青。看见她，他把脸扭向墙壁。
医药费是阿满用攒下的生活费垫的。她守了他一夜，他没跟她说过一句话。
第二天清晨，阿满出去买粥，回来时，病床空了。
护士递给她一张皱巴巴的纸：“你弟弟让你别找他了。”
纸上是用她给他买的钢笔写的，字迹潦草，像最后的宣告：
姐，我走了，去找爸妈。这个家，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你好好考你的大学，别管我。
阿满捏着那张纸，站在人来人走的卫生院走廊，一动不动。
很久以后，她慢慢走到走廊尽头的垃圾桶前，把那张纸撕得粉碎，一点一点，扔了进去。
像扔掉那只被小宝扔掉的、早已干枯发黑的麦秆小鸟。
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压着灰蒙蒙的屋顶。许多年前，那个吃烤红薯粘满手糖稀、缺了门牙对她笑的男孩，彻底消失了。
风吹过来，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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