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出来时候,海事衙门的铜框玻璃门在午后日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金色。
张海楼从台阶上走下来时,制服外套的肩线被汗水洇出一小片深色。
他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回头望了一眼门楣上那几个烫金大字,嘴角动了动,没发出声。
张海侠跟在他身后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沓从资料室抄录的纸条,纸边卷着,字迹被汗洇开了几处。
他走到我身边,把纸条递过来,指尖在纸面上压了一下,像在确认那些字还看得清。
我接过来扫了一眼,是海事衙门历年下属机构的登记名册复印件,时间跨度从光绪二十七年到民国十三年,翻了好几页,确实没有南洋档案馆的名字。
“全都查过了?”


“光绪二十七年到现在的都查了。”

“连民国初年临时设立的海事巡查处都记在里面,但没有南洋档案馆。”
我没有说话,至少现在还不是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俩的时候。
张海楼走下台阶,鞋底在石板地上蹭了一下。
他摘了帽子,用手背抹了一把额角的汗,又戴上,帽檐压得比刚才低了些。

“干娘把我们从档案里抹掉了。”
他说,语气很平,听不出什么情绪。

“连办公的地方都没了。”
何剪西站在稍远处的电线杆底下,手里还提着他那只旧皮箱,太阳晒得他眯起眼,额角的碎发粘在皮肤上。
他大概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了,身形从刚才一直站着的位置移动到了墙边的阴影里,脚边多了一个被烟头烫过的纸团。
张海楼走回他身边时,他问:

“找到了吗?”

“没有。”
何剪西没有再问。
街上的黄包车来来往往,车夫们光着膀子,肩上的毛巾被汗水浸透了又晒干,留下一圈一圈的盐渍。
一个卖冰棍的小贩推着车经过,车上的木箱裹着棉被,摇铃叮叮当当地响,声音被暑气揉得发闷,贴着路面滚了不远就散了。
张海侠把纸条折好收进口袋里,走到我身边,侧过头来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像是在等我开口。

“姐姐,”

“今晚先找个地方住下。”
我点了点头。
张海楼站在电线杆旁边,弯腰把鞋带重新系了一遍,系到一半停了手,低头看着自己交叠的指节,过了一会儿才继续。
厦城的傍晚是从天边那一线橘红色的光开始的。
海风终于灌进巷子里来的时候,带着咸味和一丝凉意,把一整天的暑气吹散了一些。
街边有妇人端了板凳坐在门口择菜,刀豆在她手里被掐掉两头,落在竹篮里发出脆响。
我们沿着巷子往深处走,找了一家门面不大的客栈。
老板是个穿灰布衫的中年人,正坐在柜台后面用算盘珠子拨拉什么,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低头接着拨。

“四间房。”
老板拨算盘的手指停了一下,抬头又看了我们一眼。

“只剩两间了。”
张海侠转头看我。
“两间就两间。”

何剪西站在柜台的另一侧,手肘支在台面上,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张海楼已经走上楼梯了,靴底踩在木阶上发出吱呀的声响,在走廊尽头停了一下,像是在确认房间的位置,然后推门进去了。
何剪西上楼前在楼梯口停了一瞬。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很短,像风吹过水面时带起的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褶皱,又很快移开了,转身跟上了张海楼的步伐。
张海侠提着我那只行李箱,站在楼梯口等我。
光线从楼梯转角的小窗照进来,斜斜地落在他肩头。
他偏过头,隔着几步看着我,没催促。
我从柜台边走过去,经过他身边时停了一瞬,伸手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提手。
##张海悦“我自己来。”
他没有松手,指节在提手处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才慢慢放开。
走廊里铺着褪色的地毯,边缘磨得发白,脚下踩上去软塌塌的,印不出脚步声。
我打开靠里的那间房门时,张海侠站在门外,没有跟进来。

“姐姐,早点休息。”
我点了点头。
他转身走开了,脚步声被地毯吞掉了一半。
我关上门,把行李箱搁在墙角,走到窗边。
楼下巷子里还有灯光亮着,有人在水龙头下面洗菜,水声哗啦哗啦的,把夜色冲开一道缝又合上了。
窗玻璃上映出我的影子,轮廓被灯光染成暖黄色。
我站了一会儿,伸手把窗帘拉拢了,转身走进房间深处。
床铺是硬的,被褥有阳光晒过的气味,混着樟木箱子底层的旧木香。
隔壁传来张海楼说话的声音,隔着墙壁听不清内容,只有声调的起伏,像远处涨潮时浪头拍在礁石上的那种持续的、低沉的响动。
我关了灯,在黑暗里躺下来。
南安号的引擎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静,属于陆地的、被泥土和砖石吸纳过一遍的静。
窗外的虫鸣断断续续的,像一根被拉长了又松开、又拉长的丝线,贴着夜色缓慢地振动着。
闭上眼睛前,我想起南安号甲板上张海琪最后说的那句话。
——“张海楼也该成为真正的张家人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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