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死的人叫陈国强。
他是箫迹的邻居。箫迹不认识他,但陈国强认识箫迹。他就住在箫迹楼下,隔着两层楼板,四十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他每天上下楼都会经过箫迹的门,有时候会停下来,看看门上有没有新的红漆——上次有人喷的“凶手家属”四个字,物业擦掉了,但门板上还留着一层淡淡的红色,像没有洗干净的血迹。
三个月前,箫迹家门口被人用红漆喷字的那天晚上,陈国强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他的头像是一张自拍,背景是他家的客厅,沙发上铺着那种老式的蕾丝沙发垫,电视柜上摆着一排小摆件,有兵马俑、有自由女神像、有比萨斜塔,都是他去旅游的时候买的纪念品。消息的内容是:“我就说嘛,那个小姑娘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原来家里出过杀人犯。这种人就该搬走,住在这里我们都不安全。万一哪天她跟她哥一样发了疯,我们这些邻居怎么办?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可担不起这个风险。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想跟杀人犯的家属做邻居。”
这条消息被人截图发到了网上。陈国强因此接受了两家电视台的采访。他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背后的墙上挂着那幅“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和李婷家客厅里那幅一模一样,可能是同一个淘宝店买的。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扣子系到了最上面一颗,头发用发胶抹得油光锃亮。他对着镜头,声泪俱下地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旁边住着一个杀人犯的妹妹,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眼就做噩梦,梦见她拿着刀站在我床边。我怕她哪天半夜真的拿着刀闯进来……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能怎么办?我只能求助媒体,求助社会,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帮帮我们这些无辜的邻居。”
他说“无辜的邻居”的时候,声音是哽咽的,眼眶是红的,眼泪是真的——箫迹在电视上看到这段采访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眼泪是真的。他是真的害怕。但他的害怕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是“杀人犯的妹妹”。这个身份,比任何行为都可怕。
陈国强死在自己家的阳台上。阳台不大,三四个平方,摆着几盆绿萝和一棵发财树,晾衣架上挂着几件衣服,有衬衫、有内裤、有一条碎花的睡裤。死因是坠落——从十二楼的阳台掉下去的。他的身体摔在楼下的花坛里,砸碎了一排冬青灌木,泥土溅得到处都是。法医在他的血液里检测到了高浓度的酒精和安定片。酒精浓度是2.8‰,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失去意识。安定片的剂量是正常剂量的五倍,足以让人昏睡不醒。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是被人灌醉、喂了药、然后推下去的。酒精和安定片的剂量搭配得很精确——足以让人失去意识,但不会致死。他是清醒着掉下去的,或者说,半清醒着。他在坠落的那几秒钟里,可能知道自己正在坠落,但身体不听使唤,什么都做不了。他可能想喊,但舌头是麻的,喉咙是不听使唤的,声音卡在嗓子眼里,出不来。
他的嘴里塞着纸条:“第七个。”
技术科查到,陈国强曾因为噪音问题和楼下的住户周浩发生过严重冲突。陈国强有失眠的毛病,半夜经常开音响,放那种老歌,邓丽君的、徐小凤的、蔡琴的,声音不大,但低频的震动会通过楼板传到楼下。周浩是程序员,每天加班到很晚,回家就想安静地睡一觉。他报警多次,物业调解多次,陈国强当面答应得好好的,回去之后照放不误。有一次周浩忍无可忍,凌晨两点上楼敲门,陈国强开门之后两人吵了起来,陈国强骂周浩是“穷鬼”“刁民”“住不起高档小区就别住”。周浩在朋友圈发过——“这种人,早晚有人收他。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周浩有不在场证明。陈国强死的那天晚上,他在公司值夜班,有打卡记录,有工位上的监控录像,有同事的证言。监控录像显示,他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一直坐在工位上,面前放着三台显示器,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中间只去过两次茶水间,一次厕所。他不可能出现在陈国强的阳台上,不可能把陈国强灌醉、喂药、推下楼。
箫迹站在陈国强的阳台上,低头看着楼下的花坛。花坛里被砸出的坑已经被围了起来,拉上了警戒线,几个技术员蹲在坑边,用镊子夹起地上的碎屑,放进证物袋里。她抬起头,看着对面的楼。对面楼的窗户里亮着灯,有人站在窗前看着这边,有人举着手机在拍,有人在打电话。她忽然觉得,这栋楼里的人,这些邻居,他们害怕她,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的身份。她是“杀人犯的妹妹”。这个身份比任何刀都锋利,比任何枪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