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十八分，市局刑警队长林峰烨接到了一个没有号码显示的电话。
听筒里没有预想中的咆哮或喘息，只有一种规律的金属撞击声——咔嗒、咔嗒、咔嗒——像是硬币在光洁的大理石台面上旋转、跳跃，然后被人用指节按住，再弹起。声音清晰得令人不适。
“喜欢猜正反面吗，警察？”
声音很低，带着某种奇异的愉悦，像是磨损的黑胶唱片里传出的老旧歌声。林峰烨的脊背瞬间绷直，他抬手在空中快速划了个圈——指挥部里的追踪程序立刻启动。“我是刑警队长林峰烨。你是谁？想说什么？”
他的声音是教科书般的沉稳，但站在他对面的年轻警员小陈看见，队长按在桌面的左手手背上，青筋微微隆起。
“硬币停了。”那个声音说。金属声骤止，仿佛被无形的食指按在了桌面上。“我猜……是正面。”
短暂的沉默，像是说话人在侧耳倾听什么。指挥部里落针可闻，只有仪器运转的嗡鸣。
然后，那声音轻轻地、几乎温柔地补充道：
“你看，烟花。”
轰——！！！
巨响并非来自听筒。林峰烨猛地转头，指挥部所有人像被同一根线牵引，同时望向窗外。隔着两条街，“悦来民宿”那栋六层小楼的第三层，橙红与黑灰的狂暴花朵正从三个窗口同时喷涌而出。玻璃碎片在夕阳下炸开，像一场缓慢而璀璨的、致命的钻石雨。紧接着，沉闷的冲击波才撞上市局大楼的玻璃窗，发出令人牙酸的震动。
火光映红了林峰烨的半张脸，也映红了墙上“今日当值”的表格。
听筒里传来忙音——“嘟、嘟、嘟……”
小陈手里的文件夹“啪”地掉在地上。追踪员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通、通话时间十七秒……信号来源定位……就是我们对面的公共电话亭。”
林峰烨缓缓放下电话，塑料听筒外壳触感冰凉。窗外的火光在他瞳孔里跳动，远处开始传来尖锐的、撕破黄昏宁静的消防笛声，以及人群隐约的尖叫。窗内，指挥部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心跳和仪器低鸣。
十七秒。凶手在引爆炸弹前，就站在他们眼皮底下，在电话亭里，冷静地完成了这场开幕式的报幕。不是威胁，不是炫耀。是宣告。
游戏开始了！
爆炸发生前三小时，“悦来民宿”大堂。
监控画面是失真的彩色，带着老旧摄像头特有的颗粒感。下午两点零七分，自动门滑开，一个身影步入画面。
女人。身高约一米六五，身着暗红色及膝长款风衣，面料挺括。头戴同色系宽檐帽，遮住大半张脸，一副 oversized 的墨镜架在鼻梁上。她手里拉着一个标准的二十八寸黑色硬壳行李箱，万向轮碾过光洁地砖，发出沉稳的咕噜声。
行李箱很重——从她手腕微微用力的姿势，肩线下沉的角度，以及轮子碾过地砖接缝时那短暂的迟滞感，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一眼就能判断。
她没有走向前台，甚至没有瞥向值班员的方向。她像回家一样，径直穿过大堂，走向深处的电梯间。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被地毯吸收，画面近乎无声。
电梯门开，她进去，转身，在门即将闭合的瞬间——她抬起头。
宽檐帽下的脸正对摄像头方向。然后，她几不可察地、幅度极小地点了点头。
不是致意，不是招呼。那是一种更冰冷、更程序化的动作，像完成一次签到，一次确认。
下午两点三十七分，她再次出现在大堂监控里。
依旧是那身刺目的红衣，依旧是那个黑色行李箱。但所有事后重看录像的警员，都在那一刻感觉到了一种诡异的违和感。
直到技术科的人将进出两段画面并排对比，用软件分析行李箱的阴影轮廓、拉杆角度和轮毂的形变数据，结论才被冰冷地呈到林峰烨面前：
“目标离开时，行李箱载荷质量较进入时减少约百分之六十五。估算减重十五至十八公斤。她在307房间内放下了重物——或者，取走了重物。”
现场爆炸残留物鉴定显示，引爆点就在三楼307房间，炸药当量约相当于八公斤TNT。那多出来的近十公斤差额，是什么？
包装？冗余材料？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没有人知道。女人拉着明显空了的行李箱，步履轻盈地走出民宿大门，右转，汇入人行道午后稀疏的人潮。她像一滴融入溪流的血，在第三个路口，转身走进一个没有监控的老式居民区巷口。从此，消失。
现场的清理和勘验，在刺鼻的硝烟和粉尘中进行到第二天凌晨。
“悦来民宿”三楼几乎被整个掀开，像被巨人粗暴地剥开了颅骨。刑侦人员在扭曲的钢筋、烧融的塑料和混凝土碎块中，一寸寸搜寻可能的证据。灼热的空气里，每个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像在某个末日废墟中作业。
上午十点四十七分，物证组在一片塌陷的楼板下方，找到了几块相对完整的爆炸装置残骸——烧熔粘连的电路板、扭曲变形的金属外壳、几个耐高温的塑料接头和导线固定卡扣。
其中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黑色塑料碎片，来自某个定制模块的外壳。在电子显微镜下，其内侧靠近边缘的位置，提取到了一枚相对完整的指纹。
汗腺孔清晰，纹路走向明确。
比对请求发往数据库。上午十一点二十分，结果弹出在屏幕上，让所有熬红了眼睛的人精神一振。
何光。男性，二十八岁，本地户籍。毕业于省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专业。现任某精细化工厂质检员，工龄五年。无刑事犯罪记录。社会关系简单，同事评价“沉默寡言，但技术扎实”。
三个月前，他从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搬出，在距离“悦来民宿”直线距离仅一点五公里的老城区“棉纺厂家属院”，租下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
租房合同的复印件很快被调取。承租人签名栏，是两个并排的名字：何光。阿明。
“两个人合租。”小陈把租房档案和相关询问笔录拍在林峰烨的办公桌上，“房东是个老太太，记得挺清楚。说何光这小伙子看起来内向，但工作稳定，交租准时，从不惹事。另一个叫阿明的……露面很少，偶尔见到也是低着头，急匆匆的，整个人‘阴阴沉沉’，但也没闹出过什么动静。”
林峰烨盯着那份合同。“阿明”两个字写得工整，甚至有些过分用力，墨水在纸张背面留下了清晰的凹痕，透着一股压抑的劲儿。
“查阿明。”他说，“所有信息。”
阿明的个人档案，薄得令人意外。姓名：阿明。性别：男。出生日期：1996年。籍贯：本市。父母栏：双亡。主要社会关系：祖母（已故）。教育经历：本地第三中学毕业，高中学历。工作经历：断续的零工记录，超市理货员、快餐店帮厨、网吧网管……最近一份有社保记录的工作，是一年前在便利店做夜班收银员。三个月前离职，之后无正规就业记录。
一张标准的社会边缘人画像，模糊，黯淡，缺乏细节。
但翻开附在后面的医疗记录，厚度陡然增加。
从阿明十五岁那年开始，记录便断续出现。七家不同的医院，三家心理咨询机构。诊断意见五花八门：轻度抑郁症、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恐惧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用药记录繁杂。
最后一份相对统一、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诊断，来自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位资深副主任医师，记录时间是八个月前：
“……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身份认同混乱与记忆断片。在数次访谈中，观察到至少两种在情感、语调、行为模式上截然不同的‘状态’交替主导其言行。其中一种状态（暂称状态A）表现退缩、恐惧、自我贬低；另一种状态（状态B）则表现出非常规的冷静与疏离，甚至具备其本人基础教育背景难以解释的、碎片化的专业知识表述（如提及特定化学合成步骤）。结合其长期创伤史，需高度警惕解离性身份障碍（DID）的可能。建议住院系统观察与治疗，但患者拒绝，依从性差。”
解离性身份障碍。那个更广为人知，但可能不够精准的旧称是：多重人格障碍。
林峰烨一页页翻看着那些病历摘要和医生的手写笔记。就诊记录断断续续，有时一周数次，有时沉寂数月甚至数年。但几乎每一份记录里，医生都提到了同一个细节——“患者主诉常听到‘持续的嗡嗡声’和‘无法辨清的碎语’，称‘脑子里像有个喧闹的集市’，无法平静。”
以及一段被不同医生用不同措辞记录下来的、阿明自己的描述：“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我。有人在替我说话，替我做事，替我感受。我就像……像坐在一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看着自己的生活在巨大的屏幕上播放，但遥控器不在我手里。灯光亮起时，我发现自己坐在陌生的地方，手里拿着陌生的东西，时间已经过去了好久。”
林峰烨合上档案，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窗外，天已大亮，城市在晨曦中苏醒，仿佛昨夜那场恐怖的爆炸只是一个噩梦。但新闻推送正在手机上滚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现场照片和恐慌的议论。
他重新看向白板。左边，是那个红衣女人的监控截图，身姿窈窕，面目模糊。中间，并排贴着“何光”和“阿明”的名字、照片。右边，是爆炸现场惨烈的照片，以及一个巨大的问号——代表那个电话里玩硬币的、声音低沉的男人。三个（或更多）身影，被一场爆炸的硝烟强行捆绑在一起。
一个有化学背景、指纹留在炸弹零件上的嫌疑人。一个患有严重解离性精神障碍、就医记录本身就是一部痛苦编年史的隐形人。还有一个（或多个）藏在阴影里，用硬币声伴奏，用烟花开幕的未知者。
“小陈。”林峰烨站起身，声音因缺乏睡眠而沙哑，“叫上二组的人，带上搜查证。去棉纺厂家属院，那间出租屋。何光可能还在那里，阿明也可能在。我们需要知道，那十五公斤从行李箱里消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更需要知道，这两个人——尤其是阿明——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
“是，林队！”
警车呼啸着驶出市局大院，驶向老城区迷宫般的街巷。林峰烨坐在副驾驶，最后一次回头，看向“悦来民宿”的方向。那里依旧拉着警戒线，黑色的废墟在晨光中沉默地矗立，像大地上一块丑陋的伤疤。
他想起了电话里那个声音。
平静的。愉悦的。甚至带着某种欣赏艺术品般的温柔。
“你看，烟花。”
那不是犯罪者的狂言。
那是导演，在帷幕拉起时，对第一批观众打出的灯光信号。
而他现在知道，这出戏的演员表，恐怕长得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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