梗

我的拇指在手机屏幕上机械地上滑。夜是深的，房间只亮着这一块长方形的光。短视频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我乘着一叶扁舟顺流而下，从一个笑声跌入另一个笑声，从一个热点跳往另一个热点。然后，毫无征兆地，我被搁浅在了一处时间的浅滩。

那是一组截图。第一张，电影《末代皇帝》里，年幼的溥仪坐在那庞大得令人心慌的龙椅上，画面一旁配着行小字：“那儿就是我坐的地方”。最高赞的评论只有三个字，像一声试探的、迟疑的叩问：“薄仪么？”我指尖一顿，心里某个地方，像被极细的针尖飞快地刺了一下，不痛，只是猛地一空。紧接着，是“气球哥”咧着嘴，举着早已过时的灰太狼气球；是谭警官拦住一辆歪歪扭扭的电动车；是白底黑字、方正到不容置疑的“请出示健康码”……这些散落的碎片，像从不同时空飘来的雪，突然一齐落在我掌心的屏幕上，瞬间融化，只留下冰凉湿漉的触感，和一种难以名状的怔忡。

这就是“恍若隔世”吗？我想。不是史书里百年王朝的倾覆，也不是耄耋老人翻看童年照片时的泪眼。它更轻，也更锋利。像你在旧外套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日期是三年前，那场电影你甚至记不清情节，但指尖触到纸张的刹那，被遗忘的一整个下午带着它的温度、气味和光线，“轰”一声撞回你的胸口——那个你已经死去、此刻却栩栩如生的下午。

我放下手机，走到窗边。城市的霓虹淹没了星光，也淹没了更深远的时间。我想象着，在那些被我们制成“梗”、配上热门BGM、在无数次转发中变得扁平而滑稽的画面背后，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一刻，究竟是什么样的？

那或许是一个有风的下午，尘土在阳光里飞扬。 “气球哥”蹲在街角，手里的气球被吹得歪向一边。他大概在盘算，今天卖了几个，还剩几个，晚饭能不能多加个肉菜。他递出那个灰太狼气球时，脸上是真心实意的、近乎笨拙的笑容。他想的，是把手里这团廉价的、鲜艳的快乐，递给眼前这个和他搭话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个瞬间会被千万只眼睛观看、被千万种情绪投射？他只是一个想卖完气球回家的人。后来，当镜头再次找到他，他不再谈论气球，只是搓着手，眼神躲闪又渴望地说：“想好好活着。”那个下午街头张扬的、具象的快乐，被时间风干，变成了一个关于“过时”与“失意”的抽象符号。我们把玩着这个符号，慨叹着人生，而那阵真实吹过他鬓角的风，早已无影无踪。

时间再往前推，推到另一个下午，在紫禁城深得令人窒息的宫殿里。 那个叫溥仪的孩子，穿着不合身的龙袍，坐在空荡荡的大殿中央。他的“那儿”，是冰冷坚硬的木质，是庞大无匹的孤独，是一个王朝最后一缕游丝般的气息。他说“那儿就是我坐的地方”时，心里翻涌的是屈辱、是迷茫、是对门外世界的恐惧与好奇。他绝想不到，几十年后，这句话会从历史幽暗的甬道里被拾起，抹去血泪与尘埃，变成互联网上一句轻盈的、带点戏谑的“梗”。他的悲剧，他的漂流感，成了我们诠释自身孤独与疏离的一个便捷注脚。我们消费着他的“恍若隔世”，却鲜少有人能真正踏入他那一刻的、彻骨的寒意。

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正在成为这样的“过去”。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排队、扫码、仰起头，对着全副武装的“大白”张开嘴。我们抱怨着队伍的漫长，担忧着棉签捅得太深，盘算着做完检测赶紧回去处理未完的工作。我们把“下楼做核酸”当成一个暂时的、终将过去的麻烦。我们何曾想过，这个动作，这五个字，有朝一日会和“二战转折”并列在一个选择题的选项里？会出现在“历史梗图”的合集中，被后来者带着一种考古般的兴趣审视？我们活在历史之中，却对此浑然不觉，就像海里的鱼感受不到水的重量。直到潮水退去，我们被留在沙滩上，才发现自己已成标本。

这或许是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恍若隔世”：我们不仅旁观历史，更在无意识地、批量地生产着历史的“梗料”。 每一个当下，都在被无数双眼睛记录、截取、传播，随时准备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重新打捞、重新阐释，赋予它彼时彼刻完全不曾有过的意义。气球哥卖的不是气球，是未来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张开的嘴，不是为了发声，而是为了成为后世史书里一个沉默的标点。

窗外的城市依旧灯火通明，仿佛一切从未改变，又仿佛一切早已沧海桑田。我忽然想起，昨天清理手机内存时，我犹豫了一下，终究没有删掉那个绿色的、印着长城图标的健康码小程序。它安静地躺在某个文件夹的角落，像一枚时代的琥珀，封存着一段集体记忆的焦灼与期盼。它已经失效了，如同那个灰太狼气球已经过时，如同溥仪的龙椅早已空置。

但正是这些“失效”，构成了我们与时间对话的语言。“恍若隔世”，不是因为我们离过去太远，恰恰是因为过去从未真正离去。 它换了一种形态，潜伏在我们刷过的每一个梗里，潜伏在我们无意间保留的旧程序里，潜伏在某个寻常午后突然袭来的、莫名空洞的心绪里。我们消费着过去的“梗”，焉知未来，不会有人正看着我们此刻的生活碎片，轻轻地问出一句：

“你看，他们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