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凑尸体（四）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十二年前关于三中案的所有资料重新摊在了书桌上。采访笔记、现场照片复印件、警方通报草稿、当年报纸的定版样刊——我全都翻了出来。这些东西在铁皮柜里躺了十二年，纸页之间已经生出了一种旧书特有的酸涩气味。

我的目光停在一张现场照片上。那张照片拍的是实验室地面上的尸体全貌——一具完整的人形，仰面朝上，双臂放在身体两侧，双腿并拢，姿态安详得像是被人精心摆放过的。死者身上穿着一套蓝白相间的三中校服，校服很干净，没有血迹，也没有褶皱。

校服。

我拿起照片凑近台灯，仔细看。校服的左胸口印着三中的校徽，校徽下面是一行小字——“江城市第三中学”。但衣服的尺码看起来偏大，穿在那具拼合尸体上松松垮垮的。

一个拼了五个人的尸体，为什么要穿校服？校服是谁的？赵晓楠的？还是另一个失踪学生的？

如果是凶手给尸体穿上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在传递什么信息？

我放下照片，拿起另一份文件。那是法医鉴定报告的复印件，当年报社通过某种非正式渠道拿到的。报告里对死者的描述非常详细，我翻到第二页，看到了一段十二年前划过但没有深想的话——

“尸体各部位切缘整齐，骨骼断面平滑，推断分尸工具为高速电锯或类似电动工具。各部位连接处采用分层缝合法，依次缝合肌肉层、血管层、皮下组织层及皮肤层，缝合手法专业，缝合线材质为医用丝线。皮肤层缝合采用皮内缝合法，术后几乎不留疤痕。此种技术非一般医务工作者所能完成，需具备丰富的外科手术经验及解剖学知识。”

外科手术经验。解剖学知识。

方继明是生物老师，他带学生解剖过青蛙、兔子，甚至用过无人认领的尸体做解剖示范。他懂解剖，但他没有外科手术经验。皮内缝合这种技术，是整形外科和显微外科的领域，一个中学生物老师不太可能掌握得这么熟练。

我把这个疑点用红笔圈了一个大大的圈，然后在旁边写了一个名字——方继明之外的人。

这个案子里，至少还有一个参与者。这个人具备专业的外科手术技能，有使用医用丝线的渠道，可能曾经或正在从事医疗相关工作。

但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疑点。

死亡时间。

法医报告里写道——各尸体部位的死亡时间不一致。头部的新鲜程度和躯干不一致，躯干和四肢又不一致。最早死亡的部位（右臂）距发现时可能已超过两周，最晚死亡的部位（头部）距发现时不超过四十八小时。

五个人不是同一天死的。凶手杀了第一个人之后，把右臂保存了起来；杀了第二个人，保存了左臂；依次类推。他在收集人体。最后一刀——头颅——是在案发前两天内完成的。

然后他把所有部位从保存的地方拿出来，解冻，缝合，拼成一个人，穿上校服，放在实验台上。

这不是杀人。这是创作。凶手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有一个完整的、漫长的、近乎艺术创作的构思和执行周期。他不是在灭口，也不是在泄愤。他是在做一个作品。

而方继明在这个作品完成前一周失踪了。

第二天上午，李康杰从临江打来电话。

“陈老师，我找到唐媛媛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亢奋，但亢奋下面压着某种更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在哪儿找到的？”

“临江市精神卫生中心。”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一紧。

“她从临江二中转走之后，没有去别的学校，”李康杰说，“她精神出了问题。她妈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里面断断续续住了好几年。我找到她主治医生，医生说她入院的时候诊断是重度应激障碍，伴有选择性缄默和严重的被害妄想。她入院之后几乎不说话，偶尔说几句，都是关于‘那个实验’。”

“什么实验？”

“医生也不知道。唐媛媛每次提到‘那个实验’就会情绪崩溃，大哭，尖叫，然后陷入好几天的沉默。有一次她情绪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她的主治医生试着问她，‘那个实验’是什么？她只说了几个词——‘眼睛，好多眼睛，睁着的眼睛。’”

我的后背一阵一阵地发麻。

“她现在还在医院吗？”

“在。但她妈办了封闭式管理，外人探视不了。宋老师，我得在这边待几天，看能不能通过医院的渠道联系上家属。你那边有什么进展？”

我把昨晚发现的疑点跟他简单说了一遍。听完之后，李康杰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脊背发凉的话。

“如果方继明不是凶手，那他在作品完成前一周失踪——是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或者，他本来就是要被做进去的第六个部件，但他逃了？”

第六个部件。

这句话像一根冰锥，直直地扎进了我脑子里。

“不对，”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驳，“那具尸体的五个部位都能拼成一个完整的人形了。再加一个人，加在哪里？”

“不是加在那一具上，”李康杰的声音沉了下去，“宋老师，如果凶手想做的本来就不是一具呢？如果他想要一套呢？”

一套。

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五个死者，五个部位，拼成一具完整的尸体。但如果这五个人的剩余部位没有被处理掉，那理论上——凶手还应该有另一具，甚至更多。

“当年警方搜查了整个学校，没有找到其他人体部位。”我说。

“如果不在学校呢？或者，如果在学校，但不是人体的形式呢？”

“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传来李康杰敲键盘的声音，然后他说：“我记得当年的案件报道里提到过，三中生物实验室有一个标本柜，里面有很多福尔马林浸泡的人体器官标本——心脏、肝脏、肾脏、眼球。那些标本，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吴芳芳拉开生物实验室窗帘的时候，角落里那个被锁住的玻璃柜。她说“实验室里能搬的东西都搬光了”，但那些搬不走的东西呢？那些装在玻璃罐子里、泡在淡黄色溶液里的器官标本，它们被当成教具留在了柜子里，还是被当成证物带走了？

如果那些标本本身就是人体组织，它们每天都在实验室的玻璃柜里泡着，学生和老师从它们面前走过，没人多看一眼。最完美的藏匿，是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

“陈老师？你还在吗？”

“在，”我回过神，声音有点哑，“李康杰，你查一下唐媛媛的入院记录，看她有没有提到过‘标本’‘玻璃罐’之类的词。我这边去查另一件事——当年生物实验室的教学器材和标本清单。”

挂了电话，我翻开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已经很久没联系的名字——高志强，三中当年的后勤主任。我在案发后采访过他，他当时是学校配合警方调查的对接人，所有实验器材和标本的清点都是由他经手的。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那头的声音苍老而警惕，但在我表明身份之后，警惕变成了一种古怪的沉默。

“高老师，我就问一个问题。十二年前，生物实验室的标本柜，里面的东西有没有被清点过？”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高志强说了一句话，声音沙哑而缓慢，像是在回忆一件他花了很多年才学会不去回忆的事。

“清点了。有一个罐子是空的。”

“哪个罐子？”

“最大的那个。上面贴的标签是‘人体心脏标本’。但那个罐子，从我接手后勤开始，就从来没装过东西。”

“空的？”

“空的。”高志强停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让我浑身汗毛竖起来的话，“但赵晓楠失踪之后那几天，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实验楼，看到生物实验室的灯亮着。我以为方继明在加班，就没上去看。第二天早上我问方继明昨晚是不是在实验室，他说不是。他说他那几天根本就没去学校。”

不是方继明。那亮着灯的实验室里，是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