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的尸体（三）

“陈松志，《江城日报》记者，”我把证件递给他，“三年前那起案子，您还记得吗？”

中年男人看了一眼记者证，又看了一眼我，脸上的表情从审视变成了某种意味深长的了然。他没有接证件，而是把大剪刀搁在地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含糊不清地说：“记得，怎么不记得。我是那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看到的，警戒线围了一大片，我还在想是不是哪个流浪汉又喝多了。”

“您是这个公园的管理员？”

“干了十二年了，”他深吸一口烟，烟雾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这片区域归我管，浇水、修剪、清扫，都是我的活儿。那天也是巧，本来不该我值早班，替老李顶了个班，就撞上了。”

我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警方忽略的潜在目击者。三年前的调查我全程跟过，我不记得老周他们提过公园管理员的证词。要么是警方问过他但觉得没有价值，要么就是根本没问到。

“十二月八号晚上，您在这里吗？”我试探性地问。

管理员摇了摇头：“那天我下午四点半就下班了。不过你说的那个晚上……我想想，十二月八号……对了，那天的夜班是老李。但是老李那个人，你也知道，冬天夜班他从来不会出来巡逻的，躲在值班室里烤火看电视，一觉睡到天亮。所以你说那天晚上有没有人看到什么……”他摊了摊手，“估计没有。”

我心里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又灭了。但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重新打起了精神。

“不过，”管理员吐出一口烟雾，“我不在，不代表别人不在。”

“什么意思？”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像是在掂量要不要把话说出来。过了好一阵子，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弯腰捡起大剪刀，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沿着鹅卵石步道往回走，穿过了那片桂花树，到了公园的一处角落。这里离案发现场大概两百多米，有一座公共厕所，外墙贴着灰白色的瓷砖，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公厕后面是一排矮矮的工具房，管理员走到其中一间工具房门口，掏出一大串钥匙，找了好一会儿才打开门。

工具房里面很窄，堆满了扫帚、铁锹、除草剂和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杂物，散发着一股机油和潮湿泥土混合的气味。管理员弯着腰在最里面的一个铁皮柜子里翻了半天，翻出了一个塑料袋，袋子里面装着一本封面上沾着油污的笔记本。

“这是什么？”我问。

“那段时间的工作日志，”管理员把笔记本翻开，一页一页地找，“按规定我们每天都要写的，但其实谁都不认真写，随便记两笔交差。那天……十二月九号早上，我替老李顶班，发现出事之后，我把前一天晚上该老李写的那部分翻出来看了一眼。”

他终于翻到了那一页，把笔记本递给我。纸张被油污浸得有些模糊，但字迹还能辨认。老李的字歪歪扭扭的，日期写的是“12月8日夜班”，下面只潦草地记了两行字：

“晚7点，东门正常。11点半左右，听到西北角那边有动静，像是有人在喊，没听清楚。出去看了一眼，没看到人就回来了。可能是喝多的。”

“11点半左右，西北角有动静。”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好几秒，一股寒意从脊背蹿上来。郑德祥的尸体被发现时，法医根据尸僵和体温推断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十二月八号晚上十点到九号凌晨一点之间。如果老李在十一点半左右听到了喊声，那这个时间点正好卡在死亡时间窗内。

“这本日志，当年警察看过吗？”我问。

管理员耸了耸肩：“不知道。反正没人来问过我，也没人来问过老李。老李去年脑溢血走了，这事儿估计就没人知道了。”

我拿着笔记本的手微微发紧。三年前的侦查工作，到底是疏忽到了什么程度，才会连公园值夜班的工作人员都没有逐一排查？或者说，不是疏忽，而是有人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我脑子里闪过老周那句欲言又止的提醒——这个案子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

“这本日志能不能借我用几天？”我问。

管理员犹豫了一下，最后摆摆手说：“拿去吧拿去吧，反正留着也没用。老李都不在了，谁还看这个。”

我谢过他，把笔记本小心地收进包里，又问了几句关于之前那两个“来找东西”的人的情况。管理员说他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一个是男的，年纪不大，穿得挺体面，另一个是女的，戴着帽子和口罩，没看到脸。我问是什么时候来的，他说男的大概是半个月前，女的是上周。

离开公园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坐在车里， 看着那本油腻腻的工作日志，脑子里不断回放着管理员刚才的话。老李在十一点半听到了喊声——“像是有人在喊，没听清楚”——如果那声喊叫来自郑德祥，那么他当时面对的是谁？是顾桂梅？还是别的什么人？

不对。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被我一直忽略的逻辑问题。顾桂梅在供述中说，她在郑德祥到达公园后不久就跟了过来，然后几乎没有过多的对话就直接动了手。但如果老李听到的喊声确实是郑德祥的，那么这个时间点——晚上十一点半——距离郑德祥七点四十分在便利店买东西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他在公园里等什么？等张坚？

张坚说那天晚上他确实接到了郑德祥的电话，但他在电话里说“不来了”——这一点在通话记录的时长和内容分析上似乎得到了印证。如果张坚真的没来，那郑德祥为什么要在公园里一个人坐到十一点半？

除非，张坚撒了谎。那通电话的内容，不只是“不来了”那么简单。

我发动车子，在脑子里重新排列着时间线。便利店小票——七点四十分。郑德祥到达公园——七点四十五分左右。顾桂梅声称的作案时间——八点到九点之间。老李听到喊声——十一点半。

这中间，有两个多小时的空白。

顾桂梅在撒谎。她的作案时间线，和这份工作日志记录的时间线，对不上。

我踩下油门，驶出停车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张坚。张坚因为另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判了三年，算算时间，差不多快出来了。我需要找到他现在的下落，我需要知道那通电话里，他和郑德祥到底说了什么。

而要找到张坚的下落，最直接的人，就是顾桂梅的儿子——那个今年已经十一岁的男孩，郑钦文。不，应该叫他张钦文。

这个孩子，在三年前的那场风暴中，像一片被撕碎的叶子一样被抛到了舆论的漩涡中心。他的身世被媒体扒得一干二净，“私生子”、“奸生子”之类的标签贴满了网络上的每一条相关报道。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根据顾桂梅的供述，郑钦文曾经不止一次目睹张坚和顾桂梅在他面前发生关系。那种画面，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都不敢想。

三年来，我一直刻意回避去触碰这个孩子的消息。不是不想，是不敢。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正常人不忍心去撕开别人已经结痂的伤口。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这个选择了。

郑钦文在案发后被顾桂梅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小姨——顾桂兰接走了。顾桂兰住在江城市郊的一个小镇上，我和她通过一次电话，那是在案件宣判之后，我试图做一个后续的家庭采访。顾桂兰在电话里用极其克制的语气拒绝了我，她说：“求求你们放过这个孩子吧，他才八岁，他什么都不懂，你们写的那些东西他一个字都不要看到。”

我当时沉默了，说了句“对不起”，然后挂了电话。那是我记者生涯中为数不多的、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残忍的事情的时刻。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不是来写报道的，我是来找真相的。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去了那个小镇。顾桂兰家的地址我在三年前就查到了，只是一直没有用过。那是一片老旧的居民区，六层楼的砖混结构，外墙的涂料剥落得斑斑驳驳，楼道口堆着几辆生了锈的自行车。我上了三楼，站在一扇深绿色的防盗门前，深吸一口气，按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家居服，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脸上的憔悴比四十岁该有的样子要深刻得多。她看到我的第一眼，表情就从警惕变成了冰冷——她认得我。

“顾女士，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顾桂兰打断了我，声音不大但很硬，“三年前我跟你说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你答应过的。”

“我答应的是不写报道，”我说，“但今天我来，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我是以我自己的身份，想了解一些事情。这三年来，关于这个案子，有些问题一直堵在我心里，我放不下。”

顾桂兰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那双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生活反复碾压之后沉淀下来的疲惫和警惕。她没有关门，也没有让我进门，就那么站在门口，像一堵沉默的墙。

“什么问题？”她终于开口了。

“我想见郑钦文。不，也许该叫他……”

“他叫郑钦文，”顾桂兰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一度，像是在捍卫什么东西，“他姓郑，户口本上姓郑，这辈子都姓郑。你不要跟我提那个姓张的。”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纠结称呼的问题。她的反应已经告诉了我很多东西——这个家庭对张坚的恨意，不比顾桂梅在那一刀一刀砍下去时的恨意少半分。

“他今年十一岁了，”我说，“他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顾桂兰的声音又落了下来，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虚弱，“你觉得瞒得住吗？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同学的家长在背后指指点点，老师在班上含沙射影……他什么都知道。他妈的事，张坚的事，还有他到底是谁的孩子，他全都知道。”

“我想跟他聊聊。”

“不可能。”顾桂兰拒绝得干脆利落。

“我只是……”

“你不知道，”顾桂兰突然往前迈了一步，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上了一种近乎哀求的东西，“你不知道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你以为你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就算是真相了吗？你写的那些——出轨、杀人、毁尸——你觉得那就是全部了？你根本不知道，那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东西，你们谁都没有写出来。”

我的心猛地一沉。顾桂兰的话里有话，而且不是一般的话。

“最可怕的是什么？”我盯着她的眼睛问。

顾桂兰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但就在这时，屋子里传来了一个声音。那是一个男孩子的声音，还带着变声期前特有的清亮，但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十一岁的孩子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