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高二那年的雨季，发现左耳能听见谎言的。
那场雨下了整整两周，教室的墙壁渗出霉斑，像某种无声的蔓延绘里转学来的那天，雨刚好停了片刻。她跟在班主任身后走进教室，白衬衫的领口别着一枚银色的飞鸟胸针，翅膀微微展开，仿佛随时会带她离去。
“这是新同学，绘里。”
她抬起眼，目光扫过全班。当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掠过我的左耳时，一阵尖锐的蜂鸣突然刺穿我的耳膜。我下意识捂住耳朵，再看她时，她已经若无其事地走向我旁边的空位。
后来我知道，那蜂鸣是我与生俱来的诅咒——每当有人在我左耳边说谎，它就会响起。
绘里很快成了学校的传说。她会在物理课上写诗，在午休时独自在天台跳舞，在所有人都穿着校服的日子里，系一条醒目的红色丝巾。她像一株逆季节生长的植物，在这个灰蒙蒙的北方城市里，固执地绽放着不该属于这里的色彩。
我们的第一次对话发生在音乐教室。我听见左耳传来断断续续的蜂鸣，顺着声音找到虚掩的门。绘里坐在钢琴前，手指悬在琴键上方，却没有按下。
“你在说谎。”我推开门。
她回头，眼里没有惊讶：“对谁？”
“对你自己。”我指着自己的左耳，“它告诉我的。”
她笑了，那笑容像冰面裂开细缝：“有趣。那你能听见我在说什么谎吗？”
“你在心里弹一首曲子，”我说，“但你的手指在害怕。”
她的笑容消失了。良久，她轻声说：“我母亲是钢琴家。她去世后，我就再也弹不出完整的声音了。”
那一刻，我左耳的蜂鸣停止了。
我们成了彼此的秘密。她教我辨认不同的谎言——白色的谎言像细雨，善意的谎言像暖风，而伤人的谎言像冰锥，刺得耳膜生疼。作为回报，我让她在我左耳边练习说话。
“我很开心。”她说。蜂鸣轻微。
“我不孤独。”蜂鸣加剧。
“我忘记她了。”蜂鸣尖锐到让我踉跄。
她扶住我，手指冰凉：“对不起。”
“没关系，”我说，“至少你对我是诚实的。”
那个春天，我们走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她在废弃的铁轨上念自己写的诗，我在旁边听那些诗句是否诚实。她在深夜的便利店买两种口味的冰淇淋，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分享，看晚归的车灯划过彼此年轻的脸庞。
我发现，当她描述天空的颜色，或者谈论喜欢的电影时，我的左耳一片寂静。那是纯粹的真相时刻。
“你的耳朵，”有一次她问，“听过最痛的谎言是什么？”
我想了想：“我父亲说他会回来。”
她沉默片刻，然后轻轻靠在我的右肩上——那是我听不见谎言的一侧。
高三的冬天，绘里开始准备出国的手续。她的父亲要再婚，新的家庭在另一个大陆。她不再系那条红丝巾，校服穿得整整齐齐，像要把自己藏起来。
离别的气息像雾一样弥漫在我们之间。我们依然一起放学，但她的话越来越少。更让我不安的是，每当她说话，我左耳的蜂鸣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微弱——仿佛连我的诅咒都在习惯她的谎言。
毕业晚会那天，她穿了条红色的裙子，像我们初遇时那条丝巾。我们在学校的天台跳舞，没有音乐，只有远处礼堂隐约传来的毕业歌。
“我会写信给你。”她说。蜂鸣轻轻响起。
“我会忘记这里的一切。”蜂鸣加剧。
“我不在乎你。”蜂鸣尖锐如刀。
我捂住疼痛的左耳，泪水模糊了视线。她伸手，轻轻擦掉我的眼泪，然后凑近我的左耳——那个能听见谎言的一侧。
“再见。”她说。
奇迹般地，蜂鸣消失了。左耳一片寂静，像深冬的雪地。
那是她对我说的唯一一句真话。
她走后，我的左耳再也听不见任何谎言。医生说这是突发性耳聋，一种罕见的病症。但我知道，是那个夜晚带走了我的诅咒，或者说，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大学后的某个雨天，我在咖啡馆遇见了高中同学。聊起绘里，她说：“你知道吗？其实她父亲根本没有再婚。她母亲还活着，只是精神出了问题，常年住在疗养院。”
我愣在原地，雨声突然变得很远。
原来，她对我说的每一个“谎言”，都在掩盖另一个更深的真相。而我的左耳，只能听见表层的虚假，却听不见底下汹涌的真实。
那个下午，我独自走到我们常去的废弃铁轨。野草已经长得很高，掩埋了当年的足迹。我抬起手，轻轻触摸左耳——那里有两个细微的凹陷，像很久以前打过耳洞，又愈合了。
也许我从来没有什么超能力。那只是青春期的幻听，是内心恐惧的投射。又或者，那是十七岁的我，用整个灵魂去倾听一个人的方式。
铁轨的尽头，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我仿佛又听见了那年的蜂鸣。只是这一次，它不再刺痛，而是温柔地、持续地响着，像一首未完成的诗，像一个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
绘里如果重逢，我多想用我的右耳——那只听不见谎言的、平凡无奇的右耳，再听你说一句话。
哪怕是一句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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