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推开包厢的门。
包厢很大,大到可以容纳二十个人同时就餐,但今晚只坐了七个人。圆桌的中央摆着一盆精致的盆景——六月雪,细碎的白色小花点缀在翠绿的叶片之间,像洒在翡翠上的碎银。桌面上铺着白色的桌布,餐具是成套的汝窑天青色,每一件都摆放得端端正正,间距精确到毫米,像一支等待检阅的仪仗队。
吴院长已经到了,坐在圆桌的主位上。他今年五十六岁,头发花白但浓密,面容方正,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笑起来的时候像一个和蔼的、值得信赖的长辈。他在深城的口腔医疗圈子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年,从一个普通的牙科医生做到了京华口腔医院的院长,靠的不仅仅是技术——他的技术确实好,但比他好的人也不是没有——他靠的是另一种东西:对风向的敏锐感知。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板起脸来。这种能力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稀缺的,在医疗行业尤其稀缺,因为大多数医生一辈子都在和牙齿打交道,忘了牙齿是长在人嘴里的,而人是有关系网的。
吴院长没有忘记。
他看到程砚秋走进来,脸上的笑容立刻扩散开来。他站起身来,朝程砚秋招了招手:“砚秋,来来来,坐这儿。”他指了指自己右手边的位置——那是整个酒局中仅次于主位的、最重要的位置。
程砚秋走过去,坐下来。他的动作很自然,没有推辞,没有客气。他知道在这种场合里,推辞和客气不是谦逊,是浪费时间。而且他注意到了一件事:吴院长右手边的位置是空的,但左手边的位置已经坐着一个人了——那个人是设备科的刘主任,五十多岁,谢顶,啤酒肚,笑起来的时候像一尊弥勒佛,但谈判的时候像一把钝刀,不锋利,却磨得你生疼。刘主任坐在吴院长的左手边,这意味着右手边的位置是特意留给他的。
留给一个技术主任,而不是留给设备科主任。
这意味着吴院长今晚需要的不是设备专家的意见,是别的东西。
程砚秋把这种想法从脑子里推出去,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是龙井,今年的新茶,香气清雅而含蓄,在舌尖上留下一丝淡淡的、回甘的甜。
包厢的门又被推开了。
是樊霄。
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藏青色的西装外套,面料是 lightweight 的羊毛混纺,在夏天的晚上穿不会太热。外套里面是一件白色的衬衫,没有打领带,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一截锁骨。他的头发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短了一点——也许是刚剪过,鬓角推得很干净,露出轮廓分明的颧骨和下颌线。整个人站在包厢的门口,头顶的水晶吊灯在他身上投下一片明亮而均匀的光,把他蜜色的皮肤照得近乎透明,琥珀色的眼睛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温暖的、像融化的琥珀一样的质感。
他的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他公司的中方代表,姓林,四十岁左右,戴眼镜,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夹,表情严肃而专注,像一个随时准备记录一切重要信息的秘书。另一个是泰国人,三十岁出头,皮肤偏黑,身材敦实,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是樊霄在泰国的下属。
包厢里的人全部站了起来。吴院长最先站起来,然后是刘主任,然后是京华口腔医院的其他两位随行人员——一个是从采购部来的年轻女孩,姓孙,二十七八岁,短发,干练;另一个是院长助理,姓周,三十出头,圆脸,永远带着一脸和气的笑容。程砚秋也站了起来,但他的动作比其他人慢了半拍,不是因为他不礼貌,是因为他在那一瞬间走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