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伯纳乌球场外的咖啡店。
周三下午,我照常坐在靠窗的老位置。我的意大利语学生今天会来,他是个英国中场。
两点整,他准时到了。很高,笑起来牙齿很白。他叫祖德·贝林厄姆。
“下午好,”他用带伯明翰口音的意大利语说,然后在对面坐下。
我们刚开始上课,有人走了过来。
“介意我坐下吗?”
我抬起头。一个年轻人,戴着墨镜,穿着运动外套。他皮肤和贝林一样是巧克力棕,头发很短。
贝林厄姆先开口:“基利安?你怎么在这儿?”
姆巴佩摘下墨镜。“路过。看到你了。”他看向我,“这是?”
“我的意大利语老师,”贝林厄姆说,“玛尔塔。”
姆巴佩点点头,直接坐下了。“正好,我也想学。”
我看着他们俩。“你们认识?”
“当然,”贝林厄姆说,“队友。”他转向姆巴佩,“你真要学?”
“下赛季可能去意大利,”姆巴佩说得很简单,“提前准备。”(其实是找借口)
于是就成了这样。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坐在我对面,学意大利语。
贝林厄姆学得很认真。他总问很多问题,为什么这么变位,为什么用这个介词。姆巴佩学得快,但不太问问题,他更在乎怎么说得流利。
有时候他们会用英语聊天。聊训练,聊比赛。贝林厄姆话多些,姆巴佩话少些。
有一次姆巴佩问我:“你住在马德里?”
“暂时,”我说,“我的护照丢了,在补办。”
“多久了?”
“一个半月。”
“太慢了,”他说,“我有认识的人。”
贝林厄姆笑了。“他总是这样。”
姆巴佩没笑。“我说真的。”
第二周,姆巴佩真的来了。贝林厄姆有点惊讶,但挪了位置。
“你真的要去意大利?”贝林厄姆在课前问他。
“可能,”姆巴佩说,“还没定。”
课间休息时,贝林厄姆去买咖啡。姆巴佩没动。
“你的护照,”他说,“我朋友说下周能好。”
我看着他。“你问了?”
“嗯。”
“为什么?”
他耸耸肩。“你教得好。而且,”他顿了顿,“等护照好了,你就要走了吧?”
我没说话。
贝林厄姆回来了,拿着三杯咖啡。话题又回到了足球上。
春天结束时,我的护照好了。行李也找到了,在机场。
最后一节课,我告诉了他们。
“什么时候走?”贝林厄姆问。
“下周。”
“去哪儿?”
“还没定,”我说,“可能是希腊,或者土耳其。”
姆巴佩一直没说话。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课结束后,贝林厄姆给了我一个信封。“一点点感谢,”他说,“你是个好老师。”
姆巴佩伸出手。“如果去巴黎,”他说,“告诉我。”
我握了握他的手。“好。”
贝林厄姆也伸出手。他的手很大,很暖。“保持联系,”他说。
他们一起走出去。贝林厄姆拍拍姆巴佩的背,说了句什么。姆巴佩笑了下。
我坐在老位置上,喝完咖啡。
信封里有一张支票,还有一张字条。字条上是贝林厄姆的字:
“谢谢你的耐心。祝下一站快乐。”
支票上的数字很慷慨。
手机震了下。一条信息,来自陌生号码。
“我是基利安。一路平安。”
我回了个“谢谢”。
又一条信息,来自贝林厄姆:“别忘了我们!随时联系!”
我笑了笑,收拾好东西。
走出咖啡馆时,阳光很好。伯纳乌球场静静立在午后。
我拦了辆出租车。
“机场,”我说。
车开动了。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城市。
两个球星,一个想学语言,一个想帮忙。而我要继续旅行了。
这就是我的生活。遇见,离开。
但这次,会记得久一点。
“远到回不来 也不会再见面”
想到这冗长的一生再也无法相见 难免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