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七）

音乐

南宋音乐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继承了北宋迁移过来的音乐种类与形式；另一方面是南宋地域本土音乐文化兴盛发展。宫廷礼乐、瓦肆勾栏民间音乐、杂剧、南戏以及琴学艺术等，均体现了这种历史继承性和地域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特点。这构成了南宋时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征，也形成了它继往开来的音乐史特点。

北宋末年，宫廷外，民间音乐勃兴，教坊与钧容直等逐渐衰落。成熟的市民音乐、高超的民间表演艺术，对宫廷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有名的民间艺人被召进宫侍奉内庭。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内外交困加剧，掌管和从事宫廷音乐艺术表演的教坊竞被废止。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因金军大举人侵而撤消止。后再建再废，需要时由修内司教乐所从旧教坊和钧容直、衙前乐的乐工中召集一些乐工，甚至是少年乐工和包括“歧路人”在内的民间艺人，经短期培训后临时客串一下以应付演出所需。这些临时雇用的民间艺人总称“和顾”。至孝宗时期，和顾艺人占乐人的总数已增至近半。可见至南宋后民间音乐牢牢占据时代音乐的显要地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南宋的各类音乐形式出现了新的区别于北宋的变化，在音乐形式的发展、音乐表现的手段、音乐表现的内容等几方面也呈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可以说标志宋代音乐世俗化的音乐形式的兴盛及其规模化的发展，都是在南宋临安时出现并完成的。因而，这些变化和发展既是南宋临安音乐文化世俗化在音乐形式上的具体表现，也是南宋临安音乐文化世俗化定位的根本基础。

在南宋仅存半壁江山的社会背景下，除了音乐平民化外，士族阶层还发起了一股复雅思潮，有效带动了词化环境的产生及文化品格上的雅化方向发展。姜夔是复雅思潮的杰出代表、当时一代雅词的典范，并是拥有杰出才华的音乐家，他精通音律，其自度曲、琴曲及仿照屈原的《九歌》而创作的《越九歌》等，在体现复雅思潮发展方向的同时，还为其在音乐领域的创新开辟了道路。南宋文人所接触到的音乐形式主要有乐府、曲子、声诗、著词等民间的琴歌和歌谣，这些都是南宋文人在音乐创作上的主要形式。曲子和著词是音乐文学的主体，著词是当时酒宴上的文字类的游戏，曲子和著词都是当时音乐表演者歌伎演奏的。由于南宋王朝国力衰弱，宫廷中出来的音乐舞蹈人员促进了地方音乐舞蹈的发展。姜夔留给后世的有乐谱记载的音乐有琴曲多首，如《越九歌》十首及大量工尺谱的歌曲，这些作品中都贯穿着雅正中和的音响效果与审美情趣，并从中可以看出复雅思潮对姜夔音乐作品创作的影响。同时，又为后人留下附有旁谱的《白石道人歌曲》，包含着姜夔一生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充分体现了其音乐创作成就。

图书

南宋图书出版产业持续兴旺，出版文化高度繁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从现存南宋刻本书籍，可以看出南宋中央和地方官府、书坊、书院、寺院和家塾等都从事雕版印刷，刊刻了众多书籍。学界讲宋代的刻书机构，一般都沿袭版本学的说法，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其中官刻由政府主持，由于政令所出不同，又分中央官方出版和地方官方出版。中央官方出版通常根据皇帝的诏令，由秘书省负责编辑修撰，国子监等国家机构执行。地方官方出版则由公使库、各使路司、各地方官署主持出版。官方出版主要是针对一些关乎国家统治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图书。南宋以文治国，对待图书出版尤为重视。首先，对正经、正史进行了集中出版，对律法、医药、文学等图书进行刊印。同时，下达了一系列禁书诏令对私刻、坊刻的图书出版进行限制。此外，从图书出版发展情况而言，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之下，盗版和侵权问题日益严重，对此官方也颁布文书，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南宋在对图书出版的管控较之前代更为进步，且具有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性，诸多措施在出版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南宋私家刻书的规模有很大发展，地域分布广阔，刻印数量也大。有些书坊专门接受委托雕印业务，刻印和售卖书籍。有的书坊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并聘人编辑新书，印刷出售。还有的坊肆主人本身就是藏书家，而且兼事编撰、刻印、售卖业务，集编撰、出版、发行于一坊一肆之中。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刻既有文人学子必需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也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其中的诗歌、小说、评话等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杭州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随着南宋刻书出版业的兴盛发达，刻书地点遍及全国。宿白曾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种南宋著名的私家书目著录的刻本书的刊印地点做过统计，晁、尤二目著录的刊地合计不足20，赵目超过30，陈目更超过60。《直斋书录解题》共著录图书3096种，标有刊地的175种版本仅占其中的5%强，统计出这60余个刊地，已遍布南方大部分路、州。张秀民考得南宋刻书之地近200处，在《南宋刻书地域表》中列有183处。两浙路的刻书出版业非常繁盛，这与该地区的地位密切相关的。两浙地区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是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南宋都城临安有刻书的传统，而且质量上乘，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宋室南迁杭州之后，大批刻书工匠南迁。宿白统计，大约孝宗以后，约12世纪末叶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时，使用了160余人的刊工。而同时，绍兴府刊刻分量较多的《毛诗正义》用了30多人的刊工，湖州刊刻版数差不多的《北山小集》用了27人。[498]两浙地方刻书地区有临安和绍兴、吴兴、台州、衢州、婺州、明州、平江府、镇江府、湖州、严州、台州、象山、余姚、括苍等。其分布地点不但有各州府、军的所在地，也有偏僻的小县。南宋时期刻书出版在两浙地区得到普遍发展。

史学

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64]南宋时期的当代史编修，盛极一时，无不具有纪实与求真之品格，从史学体例之完善、史学思想之深邃，或综合编撰、评论多方面成绩而论，此一时期的史学成就，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盛期。

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南宋学传统中也有以崇高的精神指向、博大的人文关怀探究“义理”的倾向，历史学理念中有浓郁的理学色彩。与此同时，传统史学中重史料、重证据、重调查的有益成分以及通过对历史典籍、制度文化的考释、辨伪来确定历史事实的观念并未就此而淡化，郑樵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正是在这种史学观念主导下促成的。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以作此观。

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王称的《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其中《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开创了以记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它的史料基础是《资治通鉴》。因为《通鉴纪事本末》是改写本，并没有采用新的史料，所以在史料价值上有所欠缺。但《通鉴纪事本末》并不是照抄照搬《资治通鉴》，而是通过补充细节，用自己的话概括历史事件和删除细节等改写来进行叙事、《通鉴纪事本末》作为开创性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后来的史书的编写体例起了示范作用，如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其次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是受了其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他的史学经历理学化的过程，理学化的史学成为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以前的理学家相比较，朱熹在史学领域内做了大量的工作，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史学著作。这两本书在宋代史学史上是重要的历史著作。朱熹和吕祖谦的争论、朱熹和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涉及对史学社会功能的看法，也涉及对历史过程的看法。朱熹发挥二程的历史观点，说明天理支配历史。在内容上，所《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著录的基本史实大都相同，但是朱熹在精简内容时又有所增改。在体例上，朱熹为了使史书更简明扼要，特融合各史书体裁创造了新的史书体裁——纲目体，对史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还亲写了详细的《纲目凡例》，更是意义非凡。思想上，朱熹不赞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模糊的正统观念，他特地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对正统名分做了强调，并订立了一系列的标准，申明正统。朱熹的正统观念作为一代人的总结，对后世影响巨大。朱熹之后，陈均等史家继承和发展朱熹所创的纲目体体例，开创了纲目体本朝史，并相继编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贯通两宋十三朝历史的纲目体本朝史。

而王称的《东都事略》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北宋一代历史的著作，是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产生的，它开北宋历史研究的一代先河，奠定了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又是一家独断之学，比成于众手的官修史书，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逻辑性，同时，对历史的认识有更多深刻见地；其作为本朝人记本朝事的当代史，体现了其不凡的史学见识和史学才能、敏锐的政治头脑、仗气直书的胆魄和献身史学的热情。而中国史学史上，象《东都事略》这样一百三十卷的当代史屈指可数。南宋产生了很多以北宋历史为内容的著作。但采用纪传体的仅《东都事略》一书，因为在内容编排上不仅要有逻辑性，而且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东都事略》并不拘泥于纪传体已有的程式，是灵活运用纪传体的典范。

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读史管见》、《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就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

在记录宋朝历史的著作中，除了纪传体的《东都事略》外，仿照《通鉴》体例而续编修书人很多。其中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孝宗年间修成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是成为研究北宋历史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长编》取材广博，而所引之书中多有亡佚，所以在《长编》中保存的佚书史料研究北宋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南宋叶适对此推崇备至，他说：“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今唯《续通鉴为然耳。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水心集》卷12）。《长编》是继承并发展了《通鉴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编著《通鉴》时，遇到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就在《考异》中胪列异同，说明自己采择的依据和理由。李焘撰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往往一事用三四种资料纂成，取舍谨慎，考证详密，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编年体著作还有专门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历史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后来还出现了收录以上几种史书内容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为集大成者。

书法

南宋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中成就不甚突出，无论是与北宋绚烂的“尚意”书风相比，还是与“复古”书风大兴的元朝相比，南宋书法都缺少鲜明的时代书风和标志性的领军人物，像陆游这样独出新意的书家凤毛麟角，对苏、黄、米、蔡书风的竞相模仿成为贯穿南宋书法的主线，如以赵令时、吴琚为代表的学米派。南宋延续北宋“尚意”的书风，书法成就更多地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面。很多名人的书简文稿都是书法艺术的佳作。但南宋偏安一隅，天下有识之士充满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忧虑，不能倾情于书法，所以有名家而无大家。

南宋书法历史中，赵构是一位绕不开的主要人物。他一生醉情于翰墨，倡导书法“复古”，借助古人的法规改变了南宋初期书坛低迷的状况。在他的倡导下，南宋书坛成功开启“书法复古”之风，书法上的实践和理论也都影响着主流书法的发展，甚至贯穿整个南宋书法发展历程在书法实践上，他临习各家所长，大力倡导书学活动，以学黄、学米、学唐人等作为上溯“二王”书法的阶梯，堪称全面学习传统技法的代表，晚年最终在“二王”一脉的书法上，自成一家。在书学理论上，同样倡导以“二王”为学书圭臬的复古观念，鼓舞了全国上下的学书思想，对南宋书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和凝聚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宋书法史是一部由文人学者与名宦士卿构成的书法史，而南宋中期则是最为典型与辉煌的阶段。其间书法名家，或以书法名世，或以诗词争胜，或以理学擅场，一时贤者云集，翰墨精彩飞扬。或书以人传，或人以书传。故有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吴琚、姜夔等名家，辅之以名宦、廷魁、儒行、辩论、文学、史学等才俊，构成一段值得张扬的书法史。南宋中期，刻帖浸盛，赏鉴流行。味晋品唐，传学讨论，学苏、模黄、习米的主流书风开始发挥作用，“淳熙四家”堪称典型。家法传承，相互观摩，写意、抒情、达性的基本调子终于形成，一代风气大抵如此。

南宋中期政治较为稳定，经济、文化较为繁华，随着政权的实质性转型和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孝祥的成长，一代人的书法创作热情高涨。“南宋四家”（张即之、陆游、朱熹、范成大）中四位就有三位诞生于这一时期。其中陆游，草书学张旭，行书学杨凝式，笔札精妙。代表作有《成都感怀诗卷》，笔画秀润恣肆，结字清劲可爱，豪气凌云，意境高远。其书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挥洒自如，与诗文相辉映。朱熹行、草书俱佳。传世墨迹多见于书信笔札。笔法从汉魏钟繇人手，兼学二王，笔法精熟，行笔圆润而有风致。其信札多用行草书，笔画粗细相间，遒丽多姿，结体绵密，行气通畅，起伏有致，形成了劲气内敛的风格。从技法上看，笔墨精妙，代表作有《书易系辞》《七月六日帖》范成大是精于行草书，其书师法黄庭坚、米芾，尤其得力于后者。创作出入唐宋，有米芾笔意，圆熟遒丽，生意盎然。传世书迹有《西塞渔社图卷跋》《中流一壶帖》等。范成大之书极为流便，用笔流畅，章法一气行走。如其名作《北齐校书图》题跋，清婉秀雅，神完气足，用笔提按转折，中规入矩。其用笔轻重变化，字体大小配合，整篇和谐自然，飘逸古雅。此作与朱熹之作相比较，朱书苍劲，范书秀逸。

南宋中后期的书家，如张孝祥学杨凝式尚恬淡，范成大学黄庭坚尚开张，朱熹是学曹操书，陆游则不太注重法度的约束，文天祥则是纯以己意作书。从书法立场上看，这些书家都无提举时风之力，也无开宗立派的气度。南宋末的姜夔，规矩森严，有较正规的书法意识，但在南宋书坛上也无力挽狂澜之象。理宗即位标志着南宋王朝进入晚期。期间南宋国力衰落，文化不断衰弱，表现在书法创作的后继乏人上。因此，南宋书法在南宋晚期表现出风光难再的坠落。在缺乏才情之士而又书风不振、书艺式微的南宋晚期，张即之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特例，其以一代“写经圣手”和大字风流，得能书而名闻天下。其楷书严谨端庄，行书温柔典雅。其字体吸取了欧阳询的特点，即欹侧险峻又严谨工整，其大字榜书，取法颜字宽博方整，粗犷雄健，笔画粗细并用，时呈波折，流畅跌宕。其笔锋多样，运笔坚实峻健，笔势劲峭，结体生动明快，清爽不落俗套。张即之书法具有奇巧风骨，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张即之力挽狂澜，唤醒了当时颓唐的书法艺术，为革新南宋后期衰败的书法风气而奋斗，在当时的书法界有“宋书殿军”之称，为时人重视。[392]在后世书论家看来，张即之还是一位“笔法授受有传”的重要人物，前承乾道名家，后启赵孟頫以下。

张即之而外，南宋晚期的书法名家如魏了翁、葛长庚、陈容、赵孟坚、文天祥等，虽然在早期书法史著述中多不享专名，但后世影响则不容忽视。南宋晚期，有关书法的学术与理论，有着与书艺发展进程的不同轨迹，表现出相对”兴盛”的局面。比如，刻帖依然在较大规模地进行着，《兰亭》刻本的收藏、翻刻与著录、研究进入高潮，书法史著录之书迭出。王应麟、周密等博学多才、入元不仕的人物的出现，为南宋时代画了具有文化史意义的句号。而几乎同时，作为宗室子弟的赵孟頫，却北上大都出仕，继而张起了元代书法的大纛。

雕塑

南宋雕塑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造型写实，有时代特征。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然而战争与防御一直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故在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中，最明显地表现出造像工匠对于将军武备的重视。绝大多数武将的铠甲兵器，都精雕细刻，栩栩如生。这种写实的功夫，为历史石刻武将中的佼佼者。但是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对收复失地的无望心态，以及缺少悍将的江南，武士文相、北人南相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因此石刻中的武将都是一副儒将之风，内文外武，心文形武，是石刻武将的一大特色。由于南宋一代，士大夫更为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文臣，多心怀惴惴，谨慎低调，表情含蓄，慈祥和蔼，表现了文臣士大夫很高的内涵和修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格意识和审美标准。采坑史守之墓道文臣，蓄山羊胡子，温文儒雅，谦逊和蔼，形神兼备，更传达了这一时代特征。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瑞兽，无一不给人以驯服温顺的感觉。南宋式的稳定安祥是一种时代性的象征。所有的猛兽烈牲排斥于这个时代的审美之外。故其造型，装饰性大于自然形态，然在技术处理上，却静中有动势，粗中见细腻，刚中有柔意。

南宋石刻刀法细腻，雕刻如塑。东钱湖南宋石刻在雕刻工艺上不留刀凿痕迹，追求塑像的细腻效果，这是在“写真”指导思想下的产物。以福泉山无名氏墓道石刻中的文臣最有代表性。石像的细节部分用高浮雕、镂雕、透雕等技法的综合运用，表达了所塑造的对象的某些细节，给人以真实的厚重感。如燕子窝石马及鞍具的雕刻纹饰，都令人叫绝。在人物衣褶带纹的线刻中，石刻白描力求表现质感和厚度，忠于造型的真实性。但是在真实之中，却有洗炼的概括，衣褶组织粗中有细，简中存繁，干脆简洁却有回味之处。并非所有的处理都一一与实物对位，在纹样的装饰中，石刻手法十分大胆，瑞兽的形体常常被局部抽象变形，雄虎的花纹以云状或者叶状纹，这种突破常在不经意之处，却具艺术的魅力。

南宋的石刻还中规中矩，力避张扬。衣冠甲胄，皆合记载。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人物，不论是文臣的衣冠，或是武此的铠甲，大至形制，小至花饰纹样，都可与有关历史记载一一对应，严格采取写实的态度。比如文臣头戴的进贤冠、冠顶的梁数所表现的阶级官品，所着的右衽宽袖长袍，束带，袍下露裳（袍）蔽足，脚上所登的厚底浅帮的云头履，胸前垂曲领方心，双手执笏。武将的缨盔披甲、护袖、护腿、以及由革带索定的胸前横贯的勒帛丝绳，和腰间所围的护腰，包括甲胄的皮编铁镶，均符合当时的格式。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的所有姿态，均采取为仪仗拱守之势，无一出格表现。东钱湖南宋石刻的纹饰细节，皆合自然。人物造形中，文臣的衣纹全部是垂挂纹，武将为扎挤纹，绝无飘动、抻拉的表现。所有的人物均采取静态的姿势，静态所造成的肌理表达人物内心的平和单纯，心无旁鹜，气沉丹田的形态。然而匠人在细节处理中，常常于绳结、花纹中，融入灵动的心机，使静态之中潜藏动的内力。在东钱湖南宋石刻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当年的墓庐、牌坊上的石质构件。下庄省岙史师禾墓道的石牌坊，不论是结构、柱式，还是博风、悬鱼、斗拱、瓦当，都符合北宋的《营造法式》，也成为《法式》在南宋贯彻推行的证明。

南宋雕刻风格分期明显，各呈时代特征。以越国公史诏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早期风格（约1120—1190年）。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冀国夫人叶太君墓道、越国公史诏墓道、宝华寺后山史氏祖茔墓道、七坑墓道石刻、龙首山石刻、排祭岭岭脚石刻和姑野岙石刻。这一时期正值南国立国初期，百制初创，社会节俭，石刻以简朴风格为主，造像自然少刻意雕琢，墓道形制不大，有较强的民间化色彩。以丞相史浩墓道石刻为代表的南宋中期墓道（约1190—1220年）。此期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浩墓道、修职郎史若湛墓道、齐国公史渐墓道、中散大夫史涓墓道，此期为南宋中兴时代，社会风气积极上进，士大夫各尽职守，谦和低调。石刻风格也节俭朴质，少铺张，造像神态清和淡泊，文臣表情宁静若思，武士有儒雅之气，石兽忠诚驯服，但规制已经表现出铺排的倾向。以丞相史弥远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晚期风格（约1220—1280年）。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弥远墓道、兵部尚书史弥坚墓道、通奉大夫史宾之墓道、郑国公史弥忠墓道、司封郎中史弥巩墓道、兵部尚书史宇之墓道、银青光禄大夫史岩之墓道，以及表现于福泉山墓道石刻、忠应庙石刻、洋山村石刻、官葬河头西岙石刻、前夹岙石刻、刑部尚书余天任墓前石刻、赠少师高闶墓前石刻、仇墓前石刻和丞相郑清之墓道石刻等。此期南宋经济繁荣奢华，社会心态偏安自得，表现在石刻风格中，比中期有明显的奢华意识，刀法装饰，雕琢工细讲究，用材除取当地梅园石、光溪石外，有外地的类太湖石采运。造像神态平庸自得，文臣武将仪仗性强，缺少表现心理的内涵，石兽讲求气势，多昂首而有不可一世之势。

南宋石刻的民间化倾向越益明显。东钱湖南宋石刻就地取材，基本上为梅园石或者光溪石。这两种石材都出产于鄞州区境内，是当地民间主要的建筑石材。南宋石刻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利用整块石材的时候，基本以原石材的形体为依据，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因此有些石质造像虽然纵横不成比例，但是整体观之，仍浑然一体，并无异样。这种随物赋形的传统，得益于民间工匠的经验，既体现了崇尚节俭的民间精神。东钱湖南宋石刻还显出民间工匠手艺的特点。民间匠人在审美上的灵动与幼稚的匠气，都在这些石刻中、尤其在动物的造型中得到和谐的并存。

石刻群的南宋葛道石刻为中国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数量最多、雕刻最精的墓道石刻遗存，这些文臣武将石像最高达3.5米，刻画写实生动，衣纹、盔甲精致细腻；石羊。石虎、石马或蹋或立，敦实安详。刚柔相济，就连马鞍上也刻满了花草云朵。海涛鱼兽等纹饰，工艺逼真，雕琢精细，反映了南宋时期高度成熟的写实主义风格。在南宋史上，由于绍兴的“宋六陵”是临时性墓弊，不设立石像生，使我国从秦汉至明清的墓道石刻史出现断层，东钱湖南宋石刻弥补了中国南宋时期美术史、文物考古史、雕刻艺术史的空白。为研究当时的民俗、服饰。艺术，典章制度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建筑

主词条：宋代建筑

中国南方在晚唐五代时经济即超过北方。南方建筑特别是吴越建筑在全国是先进的，宋初北传，成为北宋官式建筑的个来一源。但北宋中后期的南方建筑没有一例保存下来。从南宋定都临安不久即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重刊《营造法式》的情况看，北宋的建筑制度对南宋宫殿坛庙和官署等建筑当有一定的影响，并和江南地方传统结合，出现新风。

现存南宋木构建筑只有建于1179年的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一例，此外还有1950年代末被焚毁的福建泰宁甘露庵。这二建筑中，甘露庵是用了斗棋的穿斗架式建筑，也和北宋建筑福州华林寺大殿有相近处，具有较强的福建地方特点。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属殿堂型构架，斗棋等做法和北宋相近，但殿身后部内外槽有数柱上延承檩，令斗棋插人柱身，保持柱头铺作的外观，也具有穿斗架的特点，可知穿斗架在南方的影响既深且广，表现出官式与地方传统结合的趋向。此外，三清殿之殿堂型构架也比北宋时有所简化，在柱间横向加顺袱串，与阑额在柱头间形成井字格，使柱网本身形成稳定的整体，在明袱之上不再设最下层草袱而立随屋顶升高的草架柱，以它为本，立蜀柱架各层小梁，构成草架，代替北宋时笨重的运层叠梁的草袱，这是南宋建筑的新发展，开明清官式殿堂构架之先河。现存南宋画中有很多表现建筑的，一些画宫廷官式建筑的画很细致，这些建筑柱梁构件变细，铺作数加多，屋顶举折趋向于陡峻，大角梁头出现反翘的近似水戗式仔角梁导致翼角起翘增大等特点，整体风格趋于秀雅轻巧，与北宋时有很大的不同。此外，现存少量江南地区元代建筑和受南宋至元代影响的本镰仓建筑也有类似现象，明显是从南宋建筑发展面来的。

南宋时，都城临安为国际大都会。宋室南迁，为适应行都建置和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的要求，城市功能分区由州城进一步升级调整为行宫都城，整体进行了细致规划。总体规划因地制宜，分区合理，功能齐全，市民安居乐业。政治方面，按照封建都城的规格，建立宫廷区及中央行政区，增辟宗庙、郊坛及城防等区域。宫廷区的总体布局基本遵循“前朝后寝”之制，其他各区按各自功能结合地形配置在周围。经济方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城市规制，坊巷制代替里坊制，宫廷、行政、商业、仓库、码头、手工业、文教、居住、城防和风景园林等区功能布局井然有序。都城布局“南宫北市”，即“以皇城为中心，太庙、三省六部等中央官署集中于城市南部，市集集中于城市北部，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形成了腰鼓状的城市形态，为城市发展留出足够空间”。南宋临安城及周边郊区市镇良性互动，发展成类似当代城市发展的规划，初步形成了以临安为中心、周边卫星城市环绕的格局。临安在郊区临江濒河建置了十几个市镇，如江涨桥、旷平等市镇，这些市镇的规模、大小不等，有如众星拱月，环列临安城周，使周围市镇与都城连为一体，形成以临安城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络。

南宋王朝正式定都临安，历代帝王推崇自然湖山之美，醉心于优美的园林景观，把南宋皇城营建成中国最美丽的山水花园式皇城，规模宏大，建构精美。历史上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造园活动鼎盛，以临安为中心的浙北地区曾经出现大量名园，在叠山、理水、建筑、花木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时代特色鲜明的造园体系，是中国古代园林的杰出代表。[385]临安的私家园林在唐朝是便已经有所营建，建造的范围在孤山、凤凰山一带，在宋室南渡往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对园林的兴建数量远远超过了唐朝。其中《都城纪胜·园苑》详细地记载了南宋园林的分布位置，主要分布于万松岭、新开门外、清波门外、长桥、净慈寺前、北山、钱塘门外、孤山路口、苏堤、涌金门外、嘉会门外、北关门外，以上十二处。

到南宋，园林中的叠造山之风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开始使用大量的太湖石堆砌假山。许多园林建筑不是隐蔽封闭性的空间，其空间所注重的是与室外充分连接流通，这样才能收纳室外之景及各类表演。同时出现了许多造型奇特的建筑与精良的营造技术。如《宋史》中记载出现了十字亭，周密的《癸辛杂识》中也有三角亭的记载。与此同时，都人为了满足任意赏玩的需求，还发明了一种可以收卷起来的亭子，这种亭子便利在于方便携带，随处游赏又可任意移动亭的位置。这些奇巧的建筑出现，正意味着南宋园林在建筑营造技术上的精良与进步。如南宋的“小木作”结构的出现，开始不仅局限于宫室和寺观，在一些酒肆与百姓家中都常见精美的小木作。

而南宋园林活动对园林空间布局影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设立主题性景区，所谓主题性景区就是园林中以自然或人为的方式划分好几个景区，每个景区的主体不同，使游赏之人能更抓住重点，使临安园林中的赏玩更有目的性。在张镃的南湖园中也分有北面山林园区、南面湖园区、西面住宅区、东面寺庙区，偏重野趣的众妙峰山区五个区块，各个区块对园林活动各有分别。

南宋偏安一隅，上自帝王、官员，下至黎明百姓，多醉心方外，奉行“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之道。其时佛寺土木功力之精湛，仅次于皇家宫殿、园林。此时的佛教建筑有四大特点：其一，平面布局丰富多彩：建筑群体布局丰富，群组中建筑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艺术效果多姿多彩，令人叹为观止。佛教寺院的布局有以塔为中心型、以高阁为主体型，还有佛殿与双塔型、七堂伽蓝型等，这些佛寺建筑不仅保留了前代常见类型，而且能结合宗教本身的发展推陈出新，宗教个性更加鲜明，如以南宋五山为代表的十字轴式七堂伽蓝，是禅宗“心印成佛”思想的建筑表征。其二，重视环境塑造。自唐代始，寺院建筑即注意对前导空间的加工和对环境的改造，到南宋，更致力于寺院建筑群组本身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其三，个体建筑追求宏伟、壮观。为满足信众需求，在寺院中建造“高”而“大”建筑一时风行，并成为寺院荣誉的标志。据说五山寺院中有“千僧阁”一类的大型禅堂，能列千僧案位于其中，每当举行法事活动时，场面之壮观空前绝后。五山中的径山寺还曾建起九开间的五凤楼式山门，比北宋宫殿大门宣德楼还大。天童寺山门曾为三层高阁，其主旨是要“高出云霄之上，真足以弹压山川”。其四，技术水平高超。宋代寺院木构建筑对斗栱的“铺作层”体系进一步改进、完善，以加强建筑的整体性。而砖木结构物建造中，宋代砖、石塔虽以木构为蓝本，但对砖石结构体系作了多种尝试，为了符合砖、石的材料特性，而不拘泥于忠实模仿，更重视探索砖石结构本身的特性。

南宋实现了建筑形态的创新。此时的商业、娱乐、教育建筑，呈献给世人崭新的面貌。例如商业建筑从“市坊”中解放出来并占据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商业店铺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彩。从功能安排看，既有仅仅满足单一商业交换职能的，也有与“作坊”结合的；从空间安排看，既有直接面向街巷的，也有带院落及花园的；从外观形式上看，既有单层的，也有两层、三层的。不仅形式多样，而且特别重视装饰，或于立面缚彩楼、欢门，或挂招牌、幌子，还有的在门前设红色杈子、绯绿帘子、金红纱桅子灯等，形成了中国商业建筑的独特风貌。又如文娱建筑“戏台”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戏曲正式形成的标志。在宋代，由于城市中瓦舍勾栏不断涌现，使戏曲演出的舞台从皇宫中或祠庙中的“露台”发展成木制的舞台，并于台上加盖房屋，形成“舞亭”或“舞楼”，完成了从露天之台向正式舞台的转变。教育建筑中的书院建筑更是一种新出现的建筑类型，可谓中国古代的“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