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八）

宗教

南宋时期，除伊斯兰教之外，主要宗教教派有四种，即佛教、道教、巫教、民间秘密宗教。南宋时期，伊斯兰教的传布还局限在落籍和侨居广东和福建两地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主体的穆斯林中，基本游离于中国宗教主流之外；而民间秘密宗教则被南宋朝廷定为非法的邪教，在南宋初期即已遭到了残酷镇压，此后一直未能再形成大规模的气候。因此，南宋宗教的主流是佛教、道教、巫教。

佛教

南宋时期，佛教盛行。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约140年的时间里，很多皇帝都在皇宫内设置道场，也就是在皇宫内举行各种有关佛教的宗教祈祷活动。这些法事活动祈求的内容分为两类：一为国家，一为统治者自身。为国家祈求的主要是希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国泰民安等；为统治者祈求的多是希望生者长寿，病者消灾、早日康复，死者超度、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等。皇室的信仰，带动了南宋时期整体对佛教的信仰及佛事活动的推崇。

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如孝宗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光宗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把持特权，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寺院在朝廷的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267]。此时，杭州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有着“江南佛都“之称。据记载：“城内寺院，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城外尼寺，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即钱塘、仁和两县）大小梵宫，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当时，杭州辖域共有寺、庵671所，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又根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

南宋嘉定年间，朝廷还主持建立“五山十刹“制度，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其中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

佛教文化的繁荣，使南宋时期僧侣出现文人化倾向，集中体现在此时期高僧的禅诗禅语、颇具文采的高僧传以及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艺术上。南宋的禅僧传自“镕众说以成文”的《禅林僧宝传》，到庆老《补禅林僧宝传》，以及祖琇的《僧宝正续传》，对高僧所处的时代、寺院状况及何因缘出家、开悟、修证、弘法的状况都有详细记述。禅宗大慧、虎丘二派以及杨岐派都有大量的禅僧诗流传下来，这时期的禅僧传呈现出了文人化的特征。南宋时期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艺术也有时代特色。有代表性的是禅宗的顶相图以及用于记录佛事活动的水陆画。从南宋至元代，江浙一带的祖师画像非常盛行，这极大促进了禅画创作，并带动了各类鉴赏活动的出现。绘制这些画像的科仪、仪轨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

南宋时的中国也吸引着外来僧人学习佛法，尤其是禅法。据《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逐渐形成了以径山寺、灵隐寺和净慈寺为中心，对中国佛教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乾道七年（1171年），觉阿率弟子金庆乘船入宋，到灵隐寺拜佛海慧远为师，觉阿在灵隐寺参学四年后回国传播禅宗，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广泛关注，这是日本第一位将禅宗传入日本的僧人，为后来日本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淳熙十四年（1187年），日本名僧荣西入宋，在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深入参禅问道，领悟临济宗真谛，回国后大力推广禅宗思想，对日本禅宗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禅师住持径山后进入鼎盛期，日本名僧络绎不断地来拜师，其高徒众多，如圆尔辨圆、神子荣尊、及妙见道佑、悟空敬念等。圆尔辨圆和神子荣尊在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在灵隐寺退耕德宁的指引下，到杭州径山寺拜访无准师范禅师，在宋六年后回国弘扬禅法，同时还将中国的禅道、书法、建筑、绘画、茶等带回了日本，成为京都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并此封“圣一国师“。

道教

南宋建立后，鉴于北宋迷信道教而灭国的惨痛教训，便在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罢天下神霄宫。六月，又下诏没收全国神霄宫的钱谷以充政府的经费。绍兴四年（1130年）十一月，又括借全国寺、观的田租、芦场。南宋朝廷为了筹措军费，也下诏出卖道度牒。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的统计，道士、女冠仅万人。道教的宫、观数目也减少。但由于这时国力羸弱，为求消灾免难，宋廷更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估。故高宗仓皇南渡后，即积极营建宫观，常去参拜。他于战败之余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绍兴十七年（1147年）又再度重修，并派专人主管。建炎元年（1127年），他效法宋真宗下令于江宁府建景灵宫；及定都临安之后，又于十三年，修建景灵宫用以奉安累朝神御。次年在杭州西湖修建延祥观以奉四朝真君。绍兴十六年，高宗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报恩光孝观。之后又建太一宫、明离殿，还拨款作为道粮。高宗还常亲自召见道士，赐钱物、封号、官爵、道经。他任命许多大臣为宫观使或提举，这一作法为南宋诸帝所承袭。

孝宗赵眘还以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样板”。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光宗在位时兴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宏大。宁宗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嘉定二年（1209年），颁布《诰词》宣扬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理宗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加强崇道措施，为一些道派祖师以及道派首领赐赠封号。如嘉熙三年（1239年）赐号天师张大可“观妙先生”。封白玉蟾为紫清明道真人，特赐茅山道士易如刚“妙宝先生”，并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理宗对道书《太上感应篇》很感兴趣。绍定六年（1233年），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刊印，理宗书写于卷首，并由真德秀代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广为传播。度宗即位之后，在宫中设内道场，为僧道大发度牒。

南宋道教除旧有的龙虎山天师、茅山上清、阁皂山灵宝派等符箓三宗之外，其时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从天师道衍化而来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清微派，由天师道衍化而来的天心正法派，从灵宝分化而来的东华派和净明派。此外，还有白玉蟾所创的所谓金丹派南宗者。入元以后，分别与金真道和正一派相合并。

伊斯兰教

宋代伊斯兰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穆斯林大多数是“土生蕃客”。同时，外国穆斯林仍在不断地向中国移居。北宋时期，穆斯林多在中原地区活动。南宋以后，随宋室南迁。很多穆斯林南下，浙闽地区穆斯林大量增加，杭州尤多。宋代穆斯林不仅人数比唐代多，而且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广州、泉州，形成一种势力，开始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他们非常富有，同当地政府来往密切。淳熙年间（1174—1189年）林仕任泉州知州，向当地穆斯林募钱建造战舰，加强海防。广州右武大夫（正六品）因羡慕穆斯林蒲亚里富有，以妹相嫁。广州刘姓穆斯林甚至娶宗室之女为妻，并做了个左班殿直的小官。宋代已有汉人改宗伊斯兰教。那时政府禁止“投充番户”，所谓“投充番户”是指汉人投入穆斯林之家，皈依伊斯兰教，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图逃避某些社会义务。

宋代穆斯林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包括海外贸易和舶货销售两个方面。他们或者自己直接从事海外贸易，或者招诱海外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南宋末年，泉州回回佛莲对外贸易每发海舶80艘。南宋对海外舶利依赖颇重。南宋初年，市舶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二分之五。中国穆斯林还常常为大食各国商人代献贡品、代售货物，作为外商对华贸易的居间人。宋代伊斯兰教的发展还表现在清真寺的修建上。泉州清净寺（俗称“麒麟寺”），一说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创建人是来自波斯湾锡拉夫的纳只卜·穆兹喜鲁丁。清净寺是一座具有阿拉伯风格的宗教建筑。据说在南宋末德祐年间（1275年—1276年），普哈丁修建扬州清真寺。

科技

综述

南宋的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

发明

指南针

指南针发明出来后，很快被应用于航海事业，《萍州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关于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描绘了北宋晚期的航海活动。南宋以后，指南针逐渐取代天文导航，成为主要的导航方法，赵汝适《诸蕃志》谈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吴自牧《梦粱录》也说“风雨冥晦，惟凭针盘而行”，反映了指南针在航海中作用的提高，促进了两宋航海贸易的空前发达。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火药

晚唐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24]，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印刷术

北宋时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南宋时更加发达。宋朝用科举选拔文人执政，学校的建立和书籍的印刷流通，都成为应举得官的迫切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南宋的官府、官员和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的印本，号称“监本”，印刷技术较高。福建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印书极多，并销行到海外。现存南宋印本书籍证明，当时的印刷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印刷书籍需要大量纸张。印书纸的制造，逐渐在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四川广都生产楮皮纸和竹纸，专用来印刷图书、簿籍。成都和徽州、池州、平江府等地造纸业的发展，仍然集中表现在讲求纸张的精美，制造多种精致的笺纸，供文人书写。

天文

南宋朝廷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在唐代的基础，又有了新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对日蚀、月蚀、慧星等观察与记录尤为详尽。南宋天文台设在今杭州吴山上。《宋史》卷52《天文志》载，北宋日蚀记录了八十一次，南宋记录了六十次。在南宋的六十次记录中《金史》未曾记录的有4次，可见南宋太史局天文院观测与记录比较齐全。

南宋时期的历法较北宋也有了很大进步。南宋自绍兴五年（1135年）至祥兴二年（1279年）共行用11部历法。其中《纪元历》是北宋制定的历法，《宋史》在南宋部分只记载了其余7部历法：《统元》《乾道》《淳熙》《会元》《统天》《开禧》《会天》。前四部历法使用的《崇天历》的计算方法，而《开禧历》则使用了《纪元历》的方法。无论食分还是食甚，《统天》等三历的推算都好于《统元》等四历，尤其是《开禧历》达到了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历法《纪元历》的日食推算水平。虽然《统天历》之后的历法使用了更为精确的基本天文常数，但《统天》等历法使用了较《崇天历》更优秀的《纪元历》交食算法，对计算精度的提高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这十一部历法之中，只有《统天历》有较多创新之处。[534]其他历法仅在天文数据和和表格测算上有所突破。《统天历》是由生活在孝宗、宁宗年间的天文学家杨忠辅主持创制的，是南宋第一部建立在系统、精密天文测量基础上的历法，在当时世界上也算是最为先进的历法。它有三个主要特点：①使用较精密的回归年数值365.2425日，与回归年仅差26秒，精度与400年后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采用的回归年数值相当，取代了在中国使用了长达七百年之的祖冲之测量的回归长度（365.2428日）；②认为回归年长度不是常量，古大今小。因此，历法中使用斗分差来校正，按照现代理论表达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198781—0.000006138t式中t的单位是百年。即每过一百年，回归年的长度减少0.000006138天或半秒多一点；③反对把历元同所谓的开天辟地之年相联系，而仅将其视为有关历法问题的起算点，而且还反对牵强地追求一个庞大积年数的统一起算点的做法，而是以多起算点的、直接与天合的实测历元法取代。他取消上元积年，采用截元术。但为免遭保守派的反对，仍虚立一个上元。杨忠辅的这三项重要改革，为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所继承。此外，他所使用的岁差数值和五星会合周期比前人精密。

南宋理学家蔡发“于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说无所不通，而皆能订其得失”，他以客观唯物的观点，打破古代“天动地静”、“天园地方”的神权说法，集中国古代学者、观察天文星象之大成。以一千个日时，观察天象和地动，发表了《天文星象总论》，精确地阐明了地球、月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规律，与当今科学的认识完全一致，不但在时间上比西方的哥白尼早四百年，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一定水平。因中国封建社会不重视科学，故被西方人取代。他所著的《地理发微》《河洛发微》两书以《发微论》进入四库全书。

南宋天文学家黄裳所绘的《天文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张具有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在天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天文图碑分两部分：上部为一圆形全天星图，比较详细地描绘了天体形态，重点绘出了内规、外规、黄道、赤道、银河等内容，几乎涵盖了宋以前中国古代的所有天文学知识；下部为《天文图说》，正确解释了地体、北极、南极、赤道、日、月、黄道、白道及现象。此图是根据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由黄裳于南宋光宗元年（1190年）绘图，王致远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刻制而成的。全图共刻恒星1440颗，银河带斜贯星图。欧洲直到15世纪才绘制出类似的星图，但著录在星图和星表上的星数也仅有1022颗。黄裳《天文图》是宋代天文学发达的标志之一，受到当今世界科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赞扬了黄裳的《天文图》，他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文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没有。”[618]李约瑟评价黄裳绘制的《天文图》比欧洲领先300多年，称他是著名天文科学家。

地理

宋代地理总志的编纂蔚为大观，有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和南宋《舆地纪胜》及《方舆胜览》共五部。[540]这一时期的地理志书不管是在体例编排还是在内容设置上都达到了我国地理志发展的成熟阶段。进入南宋以后，地理总志的发展有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经邦纬国总体原则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人文特色的书写。其变化具体体现在编纂思想、人文要素的突出、编纂者身份的变化三个方面。

南宋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自小博学多识，尤其精通地理方面的学问。他认为以往的地理书籍虽然众多，但大多只是考察山川的地貌特征，对比山川的差异与不同，再者就是考察南北的地质运动等等，浅显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王象之自嘉定元年（1208年）起开始着手著书，他在借鉴参阅李吉甫、乐史及王存等人书籍的基础之上，综合长年收集的大量地理书及郡县图经，开始编纂《舆地纪胜》。《舆地纪胜》囊括了当时南宋境内郡县的风俗习惯，草木山川，杰出的人物，奉公守法的官吏，古老的传说以及诗章文翰等等内容。与过往地理志相比较，《舆地纪胜》在编撰结构层面，突破了传统束缚，大胆革新，划分为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大门类，并根据具体的内容灵活地增减门类，这使得地理志更加丰富全面。在内容层面，他在《舆地纪胜》中加入了人物的介绍，并将其细化。大量人物的加入使得生硬呆板的地理内容，变得富有生机与活力，这彰显出中国旅游地理文化的人文内涵。总之，《舆地纪胜》结构完整丰富，内容充满人文色彩，语言流畅生动，其在结构、内容与语言方面均有所创新发展，对后世地理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舆地纪胜》还保存了宋朝大量的人文地理资料，为后世研究宋朝人文地理提供了充足翔实的史料。

作为南宋后期出现的一部历史地理总志，《方舆胜览》在体例上全面升华了以往正史地理志、图经、地方志的编纂特色，形成了独具人文特色的体例框架。《方舆胜览》的结构十分明晰不管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其宏观主要体现在对结构框架和写作手法的编排。祝穆将南渡后的疆域按照路、府（州、军、监、关）、县三级行政区来提纲挈领的论述，但是已不再单独论述各县详情，而是将一府作为一个整体，从“建置沿革”和“是要”两大方面来综合论述。“是要”各门类内容征引有据、解说有依。“建置沿革”综述一地之地理方位、星纪分野、行政建制名称和区域演化、所辖郡县等。为避免内容重复，祝穆还广用“互见”、“同上”等手法；微观主要体现在：祝穆在编纂时在细节上做了十分恰当的处理，对连续多次出现的同一人物，用代指。某些门类特注“不详”而非“阙”。祝穆还对有异议或存在长久误读的地址、古迹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

《方舆胜览》的编纂体例往往被认为是沿袭了《舆地纪胜》，但《方舆胜览》一书在体例的设置上有很多鲜明的特色，这其中不乏祝穆的首创：祝穆编纂时因地设门。《方舆胜览》体例的设置不墨守成规而是切合当地实际，其地域特色性或由政治原因，或由风俗，或由民情，门类有增有减。全书最鲜明的体例特色性设置当推卷五十成都府路成都府，在这一章的设置上祝穆可谓是独具匠心用意之深，甚至做到了自破体例；“土产”门在内容和书写方式上大胆创新；“四六”一门，独立书写。“四六”一门涵盖了之前的形胜、山川、风俗、教化、土产、人物等。总之，祝穆独立撰写的“四六”一门是对一府历史地理状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放于每卷之尾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总之，《方舆胜览》一以贯之的是祝穆渴望国家统一的核心思想和对当时社会市井生活的主观认同。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各地政治、经济、人文的全面记载，尤其是对海外贸易和各地民俗风情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宋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在中国地理总志的编纂体系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堪称典范。

农学

南宋陈旉所著的《农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他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的人。陈旉在《农书》中首先提出了土壤肥力论等多种土地的利用和改造之法，并对搞好农业经营管理提出了卓越的见解。稻麦两熟制、水旱轮作制、“耕杷耖”耕作制，在南宋境内都得到了较好的推广。植物谱录在南宋也大量涌现。《橘录》是中国最早的柑橘专著；《菌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菌类专著；《全芳备祖》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比欧洲要早300多年；《梅谱》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梅花的专著。

数学

南宋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杰出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与现代求数学方程正根的方法基本一致，比西方早五百多年。另一位杰出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续古摘奇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中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杨辉对级数求和的论述，使之成为继沈括之后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人。杨辉发明的“九归口诀”不仅提高了运算速度和精确度，而且还对中国珠算的发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约瑟把宋代称为“伟大的代数学家的时代”认为“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

医学

南宋是中国法医学正式形成的时期。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三百五十余年。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中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南宋是中国针灸医学的极盛时期。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两书，皆集历代针灸学知识之大全，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南宋腧穴针灸铜人是针灸学上第一具教学、临床用的实物模型。陈自明所著的《外科精要》一书对指导外科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是著名的妇产科著作，直到明清时期仍被妇科医生奉为经典。朱瑞章的《卫生家宝产科方》，被称为“产科之荟萃医家之指南”。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和刘日方的《幼幼新书》，汇集了宋以前在儿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儿科学著作。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比较完备的方剂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