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同时在这里盛放”

...

踏上飞机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感到疲惫，窝在椅背里，昏昏沉沉地，一直睡着。没什么颠簸，也没遇上气流，平稳地，顺利地，断断续续，睡了整整一路。

迷迷糊糊转醒，窗外白茫茫的一片，飞机处在云层中，遮住了向外望去的所有视线，有些恍惚，朦朦胧胧。

昨天，她好像，来找过我...是的，她来找过我，眼睛湿漉漉的，一定哭过。而我冷冰冰地看着她，冷冰冰地问了她一句，“有事么？”

她愣住了，应该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这样冰冷地对待她吧。她把眼眶里的泪擦干了，她说，没有了。她同我，再也没有任何话可以说了。

我，怎么可以，那样对待她...严浩翔，你在做什么啊...我在做什么啊...

......

“医院一楼是门诊大厅和停尸房。可以随意打发的疾病，和已经被疾病废弃的身体，比邻而居。生与死同时在这层盛放。”

蔡崇达先生《皮囊》里的这段话就是我看到这栋建筑时脑中蹦出的第一感受。直观，悲凉。

去做检查的路上路过了二楼病房，是重病患者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都充满着死亡的气息，吊瓶滴答作响，仿佛在给每一位穿着病号服的人们的生命倒计时。

我躺在医院的留诊观察室里，浓浓的消毒药水味道呛入鼻腔，医院真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地方。

医生大概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就将我安置在了一个安静的单人病房。微风轻轻吹动白色纱质的窗帘，明晃晃的阳光带着微凉的气息照进屋内，驱散了些病房内原有的压抑感。窗外是后花园，一片绿油油的植被生机盎然，几只小鸟落在地面上悠闲地散着步，不时发出几句响亮的叫声，给这个悲凉的地方增添了几分生气。

其实，能踏进这家医院的，基本都已是半个身子埋入土壤里，不甘地，挣扎着，拼尽全力，从几乎已经钉死的坟墓里，争夺一丝离开的生机。

房间很大，生活所需配置齐全，床尾对着的是一个木质书桌，桌子的一角有一盏金色的小台灯，我把随身带来的一个日记本放在桌子中间，旁边又放置了一支黑色钢笔，一下子就有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那味了。

我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后来忽然就没有了，细细想来，好像是遇见挽星以后，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那孩子从初见开始，就莫名地吸引着我的视线，渐渐的，习惯不再是习惯，自然，也变得不再那么自然。

...

世殊事异，物是人非。我醒来的每个早晨，回忆都有一种溺水后被泡得泛白的胶片质感。

因为乍然离开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土地，睡在并不讨厌但实在陌生的床上，在安静的、如短暂的死亡一样的睡眠之后，我总会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过去，迷迷糊糊中还以为自己是在上学时的某天早晨。

完全睁开眼，走到玻璃窗前，看见医院的花圃，陌生的、川流的金发碧眼的人群，灵魂才能慢慢回到躯壳，感叹一句：啊，原来现在是这样的啊。

——身边既没有那些熟悉的、亲爱的人们，我也不再那样年轻，那样勇敢。原来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

大概勇气总是相对而言的。对‘严浩翔’这个名字而言，我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工作，包括今时今日自己的健康，都报有一定程度，甚至是超越平均水平的勇敢与野心。无论曾经遇到了什么事，好像把碎片拾掇拾掇，也能对自己说，好，没关系，那我就再来一次试试看。

哪怕不行，起码试过了。不会长时间凝固在自己的沉郁之中，而是无论如何都要逼迫自己向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包括最终选择来到这个医院，而非留在国内等待如期的惨淡结局。

对自己是如此，但对他人则不然。这个‘他人’里，挽星最甚。一旦关于她，我的勇气便显得那样不堪一击。无论是始终没能说出的真心话，还是哪怕都到了楼下，依旧没能多走几步，上前破坏那个画面的冲动。无论是质问，还是祝福，我都没办法做到理直气壮，落落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