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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苏州

慢读秋雨

两千多年前,世界上已经有几座不错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都相继沦为废墟。人类的文明地图,一直在战火的余烬中不断改变。往往是,越是富贵的所在,遭受的抢掠越是严重,后景越是荒凉。

不必说多次被夷为平地的巴格达和耶路撒冷,看看一些正常的城市也够让人凄伤。

公元前后,欧洲最早的旅行者看到乱草迷离的希腊城邦遗迹,声声长叹。六世纪,罗马城衰落后的破巷、泥坑、脏水,更让人无法面对……

有哪一座城市,繁华在两千多年前而至今依然繁华,中间几乎没有中断?

我想,那个城市在中国,它的名字叫苏州。

不少学者试图提升苏州的自信,把它说成是“东方的威尼斯”。我听到这样的封号总是哑然失笑,因为不说别的,仅仅来比这两个水城的河道:当苏州精致的花岗石码头边船楫如梭的时候,威尼斯还是一片沼泽荒滩。

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的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智烦乱,而苏州的古迹会让你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的感叹,读一读,能把你心头的皱褶熨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来休憩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外面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住住。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我有时不禁感叹,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后院,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京城史官的眼光很少在苏州停驻,从古代到近代,吴侬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

理由是明白的:苏州缺少帝京王气。

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

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儿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丽,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于是,苏州面对着种种冷眼,默默地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却也不愿意重整衣冠,去领受那份王气。反正已经老了,去吃那种追随之苦做甚?

说来话长,苏州的委屈,两千多年前已经受了。

当时正是春秋晚期,苏州一带的吴国和浙江的越国打得难解难分。其实吴、越本是一家,两国的首领都是外来的冒险家。先是越王勾践击败吴王阖闾,然后又是继任的吴王夫差击败越王。越王利用计谋卑怯称臣,实际上发愤图强,终于在十年后卷土重来,成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

这事在中国差不多人所共知,原是一场分不清是非的混战,可惜后人只欣赏越王的计谋和忍耐,嘲笑吴王的该死。千百年来,越国的首府一直被称颂为“报仇雪耻之乡”,那么苏州呢?当然是“亡国亡君之地”。

细想吴越混战,最苦的是苏州百姓。吴越间打的几次大仗,有两次是野外战斗,一次在嘉兴南部,一次在太湖洞庭山,而第三次则是越军攻陷苏州,所遭惨状一想便知。早在越王用计期间,苏州人已连续遭殃。越王用煮过的稻子当作种子上贡吴国,吴国用以撒种,颗粒无收,灾荒由苏州人民领受。越王怂恿吴王享乐,亭台楼阁建造无数,劳役由苏州人民承担。最后,亡国奴的滋味,又让苏州人民品尝。

传说越王计谋中还有重要一项,就是把越国的美女西施进献给吴王,诱使他荒淫无度,懒理国事。计成,西施却被家乡来的官员投沉江中,因为她已与“亡国”二字相连,霸主最为忌讳。

苏州人心肠软,他们不计较这位顶着“越国间谍”身份的姑娘给自己带来过多大的灾害,只觉得她可怜,真真假假地留着她的大量遗迹来纪念。据说今日苏州西郊灵岩山顶的灵岩寺,便是当初西施居住的所在,吴王曾名之“馆娃宫”。灵岩山是苏州一大胜景,游山时若能遇到几位热心的苏州老者,他们还会细细告诉你,何处是西施洞,何处是西施迹,何处是玩月池,何处是吴王井,处处与西施相关。

你看,当越国人一直为报仇雪耻的传统而自豪的时候,他们派出的西施姑娘却被对方民众照顾着,清洗着,梳理着,辩解着,甚至供奉着。

苏州人甚至还不甘心于西施姑娘被人利用后又被沉死的悲剧。明代梁辰鱼作《浣纱记》,让西施完成任务后与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隐遁。这确实是善良的,但这么一来,又产生了新的尴尬:这对情人既然原先已经爱深情笃,那么西施后来在吴国的奉献,就与人性太相悖。

前不久一位苏州作家给我看他的一部新作,写勾践灭吴后,越国正等着女英雄西施凯旋,但西施已经真正爱上了自己的夫君吴王夫差,甘愿陪着他一同流放边荒。

这还比较合理。

我也算一个越人吧,家乡曾属会稽郡管辖。无论如何,我钦佩苏州的见识和度量。

吴越战争以后,苏州一直没有发出太大的音响。千年易过,直到明代,苏州突然变得坚挺起来。

对于遥远京城空前的腐败集权,竟然是苏州人反抗得最为厉害:先是苏州织工大暴动,再是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朝廷特务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时,遭到苏州全城的反对。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踏着血泪冲击,冲击的对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这件事情结束后,苏州人把五位抗争时牺牲的普通市民葬在虎丘山脚下,立了墓碑,让他们安享山色和夕阳。

这次浩荡突发,使整整一部中国史都对苏州人另眼相看。这座古城怎么啦?脾性一发,让人再也认不出来。说他们含而不露,说他们忠奸分明,说他们大义凛然,苏州人只笑一笑,又去过原先的日子。园林依然这样纤巧,桃花依然这样灿烂。

明代是中国古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最严重的时期,但那时的苏州却打造出了一片比较自由的小天地。明代的苏州人可享受的东西多得很,他们有一大批作品不断的戏曲家,他们有万人空巷的虎丘山曲会,他们还有唐伯虎和仇英的绘画。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金圣叹。

如此种种,又让京城的朝廷文化皱眉。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羁,艳情漫漫,这似乎又不是圣朝气象。就拿那个名声最坏的唐伯虎来说吧,自称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干什么正事,却看不起大小官员,只知写诗作画,不时拿几幅画到街上出卖。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

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样过日子,怎么不贫病交困呢?然而苏州人似乎挺喜欢他,亲亲热热地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把桃花庵修葺保存,还传播一个“三笑”故事让他多了一桩艳遇。

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道德和才情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金碧辉煌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脱,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一切都已过去了,不提也罢。现在我只困惑,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会不会湮没在后生晚辈的时尚之中?

山水还在,古迹还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许留存。最近一次去苏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几下钟,看到国学大师俞樾题写的诗碑,想到他所居住的曲园。曲园为新开,因有俞樾先生的后人俞平伯先生等捐赠,原物原貌,适人心怀。曲园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由于这个普通门庭的存在,苏州一度成为晚清国学重镇。几十年后,又因为章太炎先生定居苏州,这座城市的学术地位更是毋庸置疑,连拥有众多高等学府的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不能不投来恭敬的目光。

我一直认为,大学者是适宜于住在小城市的,因为大城市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繁杂的消耗。但是,他们选择小城市的条件又比较苛刻,除了环境的安静、民风的简朴外,还需要有一种渗透到墙砖街石间的醇厚韵味,能够与他们的学识和名声对应起来。这样的小城市,中国各地都有,但在当时,苏州是项级之选。

漫步在苏州的小巷中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一排排鹅卵石,一级级台阶,一座座门庭。门都关闭着,让你去猜想它的蕴藏,猜想它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紧,两千多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今的曲园,辟有一间茶室。巷子太深,门庭太小,来人不多。茶客都上了年纪,皆操吴侬软语,远远听去,似乎正在说俞樾和章太炎,有所争执,又继以笑声。

未几,老人们起身了,他们在门口拱手作揖,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窄的小巷里。

我也沿着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鹅卵石,依然是座座关闭的门庭。

我突然有点儿害怕,怕哪个门庭突然打开,拥出来几个人:若是吴门墨客,我会感到有些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觉得有些惶恐。

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等着看吧。

两千多年的小巷给了我们一个暗示,那就是:不管看到什么,都应该达观。是的,达观,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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