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寓言的策士
使用到的寓言故事
总计/则
陈轸
“忠且见弃”（《秦一·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楚人有两妻”（《秦一·陈轸去楚之秦》）、“思吴则将吴吟”（《秦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管庄子刺虎”（《秦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画蛇添足”（《齐二·昭阳为楚伐魏》）、麋与猎者”（《楚三·秦伐宜阳》）、“同舟而济”（《燕二·或献书燕王》）
7
苏秦
“土偶与桃梗”（《齐三·孟尝君将入秦》）、“土偶与木梗（《赵一·苏秦说李兑》”）、“柱山两木”（《赵一·苏秦为赵王使于秦》）、“忠信得罪”（《燕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
4
范雎
“博胜神丛”（《秦三·应侯谓昭王》）、“群狗争骨”（《秦三·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周人卖朴”（《秦三·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子死不忧”（《秦三·应侯失韩之汝南》）
4
甘茂
“魏文侯示乐羊榜书”（《秦二·秦武王谓甘茂》）、“曾参杀人”（《秦二·秦武王谓甘茂》）、“江上处女”（《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
3
苏代
“周地贱媒”（《燕一·燕王谓苏代》）、“一顾而马价十倍”（《苏代为燕说齐》）、“鹬蚌相争”（《燕二·赵且伐燕》）、“忠信受笞”（《燕一·苏代谓燕昭王》）
4
张仪
“摩笄之山”（《燕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
1
田莘
“美女破后，美男破老”（《秦一·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
1
惠施
“树杨与拔杨”（《魏二·田需贵于魏王》）
1
季梁
“南辕北辙”（《魏王欲攻邯郸》）
1
中期
“智伯之亡”（《秦四·秦昭王谓左右》）
1
庄辛
“庄辛说楚襄王”（《楚四·庄辛谏楚襄王》）
1
周䜣
“宋人名其母”、“殉以鼠首”（《魏三·秦败魏于华魏王且入朝于秦奏》）
2
魏加
“惊弓之鸟”（《楚四·天下合从》）
1
史舍
“叱犬”（《韩二·齐令周最使郑》）
1
史疾
“鹊不可谓乌”（《韩二·史疾为韩使楚》）
1
司寇布
“函冶氏买良剑”（《西周·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
1
江乙
“狐假虎威”（《楚一·荆宣王问群臣》）、“狗尝溺井”（《楚一·江乙恶昭奚恤》）
2
淳于髡
“犬兔皆毙”（《齐三·齐欲伐魏》）
1
貂勃
“狗吠”（《齐六·貂勃常恶田单》）
1
楼缓
“公甫文伯母”（《赵三·秦攻赵于长平》）
1
段干越
“马不能千里”（《韩三·段干越谓新城君》）
1
汗明
“骥遇伯乐”《楚四·汗明见春申君》
1
冯忌
“交浅言深”（《赵四·冯忌请见赵王》）
1
郭隗
“五百金买骏马”（《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1
齐人
“海大鱼”（《齐一·靖郭君将城薛》）
1
齐人
“女子三十而不嫁”《齐四·齐人见田骈》
1
周君
“百发百中”（《西周·苏厉谓周君》）
1
燕王喜
“柳下惠不去鲁”（《燕策三·燕王喜使栗腹章》）
1
有人
“老莱子教孔子事君”（《楚策四·或谓黄齐章》）
1
有人
“晋人与楚人”（《魏策四·管鼻之令翟强与秦事章》）
1
有人
“虎将即禽”（《赵策一·谓赵王曰章》）
1
魏魁
“虎怒决蹯”（《赵策三·魏魁谓建信君章》）
1
庞葱
“三人言市有虎”（《魏二·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
1
张丑
“老妾事主父”（《魏一·张仪走之魏章》）
1
复涂侦
“复涂侦梦灶君”（《赵三·卫灵公近雍疽弥子瑕》）
1
龙阳君
“龙阳君哭鱼”（《魏四·魏王与龙阳君船而钓》）
1
客
“相马之工”（《客见赵王》）
1
赵奢
“薄柱击石”（《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
1
根据寓言故事的角色，《战国策》的寓言故事可分为人物寓言44和动物寓言30则。比如“忠且见弃”（《秦一·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楚人有两妻”（《秦一·陈轸去楚》）、“管庄子刺虎”（《秦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画蛇添足”（《齐二·昭阳为楚伐魏章》）、“同舟而济”（《燕二·或献书燕王》）、“鹬蚌相争”（《燕二·赵且伐燕章》）、“狐假虎威”（《楚一·荆宣王问群臣》）等。
战国时代的策士们与《战国策》中的寓言是相辅相成的，策士们在游说活动中如何通过自己的说辞获得游说对象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游说时，根据游说对象的主、客观情况对说辞进行调整，适当加入寓言故事，在听者乐于听闻的状态下达到游说的目的，提高了游说的成功率。而且策士面对的大多是地位极高的人，措辞一定要委婉，因此时常需要故事来隐喻。动物们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其生物性和人类的社会性巧妙地合二为一，便达到了诙谐幽默的语言效果。如经典的“狐假虎威”，将昭奚恤比作聪明狡猾、虚张声势的狐狸，将楚王比作实力强大、天威在上的老虎，既宽慰了楚王忧虑疑惑的心情，又不动声色地暗讽楚王不明事理。策士作为《战国策》寓言最主要的创作者、讲述者和传播者，使得原本零散、不成系统的寓言变得定型、凝练且意义确定，同时，在游说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担了传播者的使命，也扩大了寓言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策士们使用寓言故事来帮助自己完成预期的政治目标。当然，这并不代表寓言会对诸国政事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对各国局势产生影响。像《魏四·魏王欲攻邯郸章》使臣季梁出使途中闻魏王欲攻邯郸之消息，便中途返回去见魏王，他用著名的“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看似在讲述自己在途中的所见所闻，实则是在委婉地向魏王表达自己对魏攻邯郸的看法，“魏攻邯郸犹至楚而北行，所以不如勿攻”这就是季梁给出的建议。这样的战争于魏国无任何益处，还会影响魏国的长足发展，不战就是最好的选择。
《战国策》中很多寓言故事都是与战争主题密切相关的，似乎策士们使用的寓言故事都起到了预期效果，它或劝两国停止攻伐，避免第三国坐收渔利；或劝本国保存实力勿与他国开战等。
除了排难解纷、却敌存国，策士毕竟也是凡人，他们也拥有普通人的情感，在人生失意之时，在面对国君的“君德浅薄”、仕途的坎坷等诸多问题之时，他们也需要抒发内心愤懑。而在这过程中寓言故事就是很好的工具，寓己志于故事中、表达个人不满、郁闷的情绪。如《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甘茂逃离秦国时遇到苏代以“江上处女”自比，并直言“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逐我也。”曾官至丞相的甘茂将个人姿态放得很低，愿投奔苏代，也就是想得到苏代引见入齐之意。为自己寻找下一个可以谋生的去处。[38]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后期以前对《战国策》的研究，主要涉及成书情况、书名讨论、作者争论、文本校注、篇目选评及版本流传等方面。而对其寓言的讨论主要散见于《战国策》注本及选评本中。明代后期到清代盛行点评之风，很多古文选本开始收录并点评《战国策》，尤其是其中的寓言，如《天下才子必读书》就点评《西周·苏厉谓周君》“于中间描写善射者‘百发百中’、‘一发不中’，而意已尽出，此为善用笔也”。日本学者关修龄曾经点评《西周·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信货良剑以喻周最，以太公喻周君也，言何不立最为太子哉”。
模式化虚拟
战国时期诸侯莫不崇尚霸道王权，争胜图霸。而争霸之时对人才异常看重与提拔，一介布衣可能一番话就“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这种经历令士人无不传相仿效，都试图借其才学与智谋而实现名誉地位的追求。这期间，或真或假的产生了许多关于策士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的游说故事。《战国策》的原始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了当时此类故事之多。
编纂故事的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学习与模仿策士游说的事迹。士人既要仿游说之形，亦须仿说辞之意，更要结合劝谏者所需，多方揣摩、设身处地，做出一番筹划算计。所以，他们在学习纵横名士的游说事迹之时，会将既有之事踵事增华，令固有人物改头换面，或以未有之境想象虚构等，创作出无可考证的情节与言辞。这也就是为何战国时大量的游说故事并非属于实录史实之作的原因之一。这种虚拟作品不重视情节是否完备、内容是否可靠等方面，它通常只是借助于一种有效的言说形式，而创作出针对不同接受对象的游说辞令。[40]
不过既然是游说，这类故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多是“举四海生灵之命，尽簸弄于游士三寸之舌”，属于揣度人主之思、演练谏言技巧的描述，甚至可说具有某种模式。譬如不同作品中包含相似或雷同的情节段落的情节模式化，或者在某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类似的言辞表述形式的言辞模式化。像《齐三·齐王夫人死》，齐王的宠臣薛公想知道新王后人选，“乃献七珥，美其一”。然后“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这主意很绝，但故事情节却与《楚四·楚王后死》的内容差不多，楚王后死后，楚王宠臣昭鱼献五副耳环予楚王，其中一对特别精美。“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两则套用同一故事模式，人物行事相类，情节近于重复，模式化创作痕迹昭然。
全书言辞的模式化更多，像散见于全书的苏秦、张仪之事：张仪为连横之事，接连游说于齐、楚、赵、魏、韩、燕诸王，题目都是千篇一律的《张仪为秦连横说某王》；苏秦也一样，《苏秦（或苏子）为某国合从说某王》。各篇皆以“张仪（苏秦）谓王”的言说形式展开，说辞的内容、形式、语言风格都十分相似，“某国方圆（土地）多少，各地哪些名城，兵甲多少万，此乃大王争夺天下之资”，然后统统都是“某王曰：敬奉社稷以从”收尾。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苏秦（张仪）诸篇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向的修改，模式化极为明显。还有著名的“张仪欺楚”，且不提楚怀王是否会蠢到因同样一块汉中之地，再次被秦国受骗，仅就内容而言，它与《秦二·齐助楚攻秦》实际上是一个故事，只不过更换了人物和背景。以至于有人评论说，“《国策》对于谁以地欺楚的不同记载，实际上还保留了传说的早期状态，所以主名未定。到了司马迁手里，张仪已成为名声显赫的箭垛式人物，所以《史记》就干脆把它记在张仪的账上了。”
模式化虚拟的在叙事中，更重于展示士人是如何参与政局之中赢取利益、怎样耍弄心机打动诸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士人谋得实际利益。因此这些作品中，对历史形势的描述经常与当时不符，比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所对应的历史形势明显应当是秦昭王时期的（秦惠王时期的巫山、黔中属楚，代地属赵），这种时序的冲突与事实的矛盾，说明这篇说辞当是后人虚构拟托的。还有《魏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有“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一句，如钱穆评论“时秦尚未称王，何遽筑帝宫”（秦国称王是公元前325年的秦惠文王时期，而当时的赵国君主赵肃侯死于公元前326年）。除此外，文章中常常会有游说对象反应的设置，大多是臆测，显示自我游说成功，像纵横诸篇，其中频有诸侯信服，允诺献地、罢兵等描述，与当时形势大多不符。以代表性的“苏秦”系列推断，署名苏秦的这七篇都应该是同一系列，都是战国末期的模拟之作。应当是先有“为燕间齐”系列故事，战国末期的作者们在这一系列的基础上，广为搜罗虚构，创作出了与张仪相对的苏秦合纵诸篇，然后再按照苏秦的行文逻辑，反向而述，创作出了张仪诸篇，因为作者并不熟悉他所设置的“苏张纵横”所处的七国历史、地理情况，因而导致错误连篇。
不过虽然是虚拟，这些作品却大都布局精巧。如《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为西周君主应对不同情况设计两种对策，《秦二·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冯章为秦王推演出佯许汉中之地予楚的成效，如此谋算得当的安排，显然不会是策士在言谈间的随口杜撰。
浪漫主义
《战国策》的虚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战国中、后期，史传领域在艺术构思上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象的因素。不论是套用情节模式或是因袭言辞模式，这些故事同文学本身的虚构性发展更具有内蕴关联。因为它们毕竟已经更加大胆地步入了脱离实录、积极改创的尝试之中，不仅使文本具有了更丰富的观赏性与趣味性，亦为后世作品中虚构、刻画、描摹、铺张、渲染等创作方式带来了开拓性的启示。
语言艺术
《鬼谷子集校注·内揵》有注曰：“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进说辞就是纵横家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一言之辩，强于九鼎之言；三寸之舌，胜过百万之兵。”这就是战国策士运用纵横捭阖的策略和说辩艺术，游说天下诸侯的真实写照。《战国策》倡导“策略至上”，而这些谋略，不外乎投其所好，巧言进谏；因其所惧，危言耸听；掩短诵长，弄虚作假；挑拨离间，阴谋暗算；倾诈翻覆，诱敌至败；夸言其长处而以利诱之，攻击其短处而以威逼之。这就是所谓的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而对策士们来说，“计谋”的得逞，主要靠“说”。纵横家们凭借精妙的论辩技巧，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一方面为国君们出谋划策；另一方面谋求个人的功名富贵，游走于各国，在当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谓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王充《论衡·效力》也认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这里在肯定纵横家重要政治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其出色的语言艺术。可以说，高超的论辩水平和机智敏捷的反应速度是策士们游说人主必不可少的能力。[81][82]
《战国策》中说服和劝谏的场景，许多都发生在臣下与君王之间，而且大多是比较紧要的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说服者和劝谏者带来杀身之祸，至少也是无法达到目的，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苏秦舌灿莲花，可还是“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最后只能是“去秦而归”。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说服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见，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本领，这可能也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普遍具有较高语言艺术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秦二·齐助楚攻秦》，张仪开场便表示“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这种对楚王的崇敬和仰慕的表示有助于化解楚王的戒备之心，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还有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说服过程更有趣味性，如《齐二·昭阳为楚伐魏》，陈轸在劝说楚国大将昭阳在取得对魏国的胜利后不要继续攻打齐国的时候，就讲了著名的“画蛇添足”。最终完成了使命。再有就是进谏时需要熟谙君王心理，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触龙以叙家常的方式，启发太后明白爱子必须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切中要害，终于说服太后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而赵太后甚至把孩子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慈母形象，也在这种对话中得到了一种反衬。[29][42][88]
《战国策》中说服对象大多地位极高，如果没有很好的逻辑性，很难说服对方。逻辑严密的推理过程，层层推进，更能使人信服。如《齐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张丑先帮助楚王分析楚国获胜的原因，接着分析了齐国驱逐田婴的后果。整个推理过程逻辑严密，帮助楚王理清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楚王因弗逐”。而且，说服对象具有很高的地位也意味着策士一句话说不对就可能有杀身之祸，因此《战国策》中拟人的使用尤其频繁，甚至因此诞生了许多寓言故事，策士将无生命的物什人格化，既使说理形象生动，又避免了直谏的风险，使相关人能够认真听，听进去，即使不成危险也小很多。如《齐三·孟尝君将入秦》中，苏秦将桃梗和土偶拟人化，讲述了它们雨后各自的归宿，借以告知孟尝君：秦国乃虎狼之地，而孟尝君好似无所依傍的桃梗人，一旦入秦，命运便是凶多吉少。其中利害，孟尝君一听便知。
《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大量运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比喻推理。当然也不乏逻辑谬误和诡辩。在推理和诡辩过程中，让整个文章表现出相当的逻辑艺术。比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就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大前提“人主之子，不能恃无功之尊”，小前提，长安君就是这种，结论，长安君是无功不能自立。类比推理也很多，这也是该书主要特点之一，比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作为美男子的邹忌发现自己其实不如城北徐公，而他身边那些人更多是为了各种目的而奉承他，由此推出，齐王肯定会受到更深的欺瞒。由于类比双方有许多共同点，使得这个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齐王也认识到自己受蒙蔽之深，因而下令纳谏，革除弊政。
铺陈夸张是《战国策》语言的一个主要特点，策士们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主观感情或突出事物本质，或渲染气氛。当然，夸张要运用地恰到好处，不能使听者反感，最佳的效果便是明知夸大，却能引起兴趣且具说服力。如《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中，张仪的游说可以说是将夸张用到了极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这种近乎吹牛般的夸张令楚王心生畏惧，最终答应了连横一事。而在《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苏秦如法炮制，“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苏秦称赞齐国土地辽阔，精兵众多，粮食无数，都城临淄经济发达，富饶程度前所未有。纵然是夸张，也使得齐王心悦诚服。当然，夸张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让听者听到不利之处，产生恐惧感，主动采纳游说主张的方法。如《秦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甘罗吓唬张唐说“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处”，张唐立刻表示“请因孺子而行”。很多时候，让对方胆战心惊和给对方很大的利益诱惑一样有效。
游说是一个需要主体、客体都参与进去的活动，如果只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那么再舌灿莲花，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机智的策士们便在耍点语言技巧，游说之前先留以悬念，以此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也为自己的游说争取到主动权。比如《齐一·靖郭君将城薛》，靖郭君将要在薛地筑城，很多门客进言都被拒绝，而一位不知名的齐人却为自己争取到三个字的机会，他只说了“海大鱼”，然后转身就走，靖郭君却因此把齐人留下，让他把话说完就走。可以说，揣摩主君心理是策士必备的功课，毕竟游说对象高高在上，往往个性骄纵，若想游说成功，需得善解君意，而欲使论辩达到应有的效果，投其所好是必需的。如《楚三·秦伐宜阳》中陈轸劝诫楚王不要据守宜阳就是，楚王好打猎，陈轸便以狩猎的作比，“猎者知其诈，伪举罔而进之，麋因得矣”，指出再狡猾的麋鹿也逃不过有经验的猎人，最终自投罗网。韩相必定守不住宜阳，楚王不如以静制动。
语言普遍具有模糊性，《战国策》中策士为了某种目的，常常装聋卖傻，刻意曲解对方话语中模糊或多义的部分。像《齐四·齐人有冯谖者》中冯谖，去薛地收债前询问孟尝君家中有何所需，在得到“视吾家所寡有者”这句指示不明确的话后后故意曲解，一把火烧了封地辖民所有的券契，然后告诉孟尝君，“臣所以为君市义”。不过这句话的艺术在当时并没有显示，而是在几年后孟尝君被免职时，他的封地百姓“迎君道中”时孟尝君才明白，“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见之”。还有如《东周·温人之周》，魏国温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东周，在受到审查时，他巧妙地引用《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东周国的主人，并非客游此地，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下之主自居的周君无言以对，只好放他出境。这句话是完全的断章取义，和原文抱怨自己劳作不休还没地方可跑路的原意根本不相干。
主题思想
“尚士”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礼贤下士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现象。在《战国策》里，这种现象侧重表现为尚“士”。有长于图谋划策、运筹帷幄的“谋士”，有善于奔走游说、应对辩难的“辩士”，有不惜舍命而报主的“勇士”，也有为人排忧解难、高行义节的“义士”。士”虽然包含人格，但指主要靠智慧、学识、才能谋生的知识分子，所谓“学以居位曰士”（班固）。《战国策》集中叙写的战国时代“士”的活动，塑造了“士”的形象，甚至有“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的评价。
首先是“士”的地位问题。“士”属于臣民的一部分，最早的“士”可能指的是“农夫”，商周时期则是归于低层次的贵族阶级（农工商士“四民”之中最低级者），在君王面前属于被统治者。但在战国时期，即使统治者也认识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终又是由臣民的拥戴和效力决定的。比如战国末期代赵孝成王执政的赵威后明确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题“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既然“民为本君为末”，那么“士”作为“民”中的精英阶层，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进而称霸天下，地位之高自然不必多说。齐国颜斶就提出“士贵耳，王者不贵”。
《战国策》中的“士”与《论语》中所说的学识渊博且品德高尚之人有所不同，是所谓的“策士”，首次出现于《史记》中，虽然这个词大量出现于历史典籍中是在宋代以后。含义多指“纵横家”，学界笼统的把战国纵横家作为战国时期活动的士阶层，这个界定包括范围争议均很大，除苏秦、张仪这种在列国中翻云覆雨的（此二人在今本497章版本中，苏秦及兄弟出现60章，张仪出现51章，若去掉重复，则涉及苏秦、张仪的策文约有百余章，而且这些策文较为均衡地散见于各策之中，犹如《战国策》一书的骨架），还包括能够在君主身后运筹帷幄，为君主出谋划策的“谋士”，如司马错，有人认为还应该包括具有侠义精神，视死如归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豫让等；和像鲁仲连、王斗这样崇尚道义，形象光辉高大的义士。
战国时期，外交斡旋激烈，战争频繁残酷，国际间的联盟很不牢固，各国都在探索各自有效的应对和发展模式。在此形势下，为了解决危机、制定政策、指导国家活动，策士的作用显得越来越大，于是，各诸侯、卿大夫争先恐后地养士，做好发展的智力储备工作，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所说“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其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众多策士的理论观点经常不一致，为了辨明是非等用意，各国政要所养之士通常都动辄数十上百，多者如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号称“门下三千客”。
《鬼谷子集校注·内揵》曾经指出“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进说辞就是策士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士们凭借精巧的论辩技术，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不过士虽然以建言献策为业，但“尽忠直言”是个高风险的活动，在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面前，进言也必须讲究机智和技巧，否则可能有杀身之祸。齐国草民狐咺、贵族陈举对国事直言不讳，都被闵王处死。所以在《战国策》中，经常可以看到士人以三寸之舌鼓动君王的机智，有时候甚至会带点诡辩论的色彩，像《楚策》“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就是“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思想更迭
战国时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道德变化的时期，传统观念被彻底改变和颠覆。《战国策·刘向书录》将周代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周，这是一个道德礼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叙人伦，正夫妇……仁义之道，满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第二个阶段是东周的春秋时代，这是道德礼义走向解体的过渡阶段。西周的道德礼义“余业遗烈，流而未灭”。“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天子之命，犹有所行……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国与国之间以势力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以自己的才智纵横捭阖，迎合不同的国君，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已司空见惯。“由此给思想界带来的结果是：“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战国策》反映的就是这个阶段“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奇事异闻。因此，《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乱世策士为诸侯国君兼并他国效力服务的“乱世之书”。
《战国策》一书从成书开始起，用一般的观点来形容就是“腹黑”，一般认为是“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主张对他们吸收技巧而排斥其思想，换言之，认为《战国策》不可“放而绝之”，认为其赫赫文采足以让人忘记辞令之下隐藏的不堪之事。“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 ，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
不过，也有人认为所载游士计谋论说虽有“机变之巧”，然其“机变”之中仍贯穿着不变的道德礼义，这是其论说的道义制高点，只不过这些道义在战国时代未必被广泛践行而已。诚如刘向所说“虽有道德，不得施谋。”
战国时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诸多哲学门派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使得策士们大多有着自觉认识世界的意识，这种哲学意识散落在《战国策》的寓言中，通俗易懂，简明畅达。《秦三·应侯谓昭王》就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万事万物皆是相对的。
不过，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周代原有的道德礼义不能得到有效贯彻，但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道德，或不崇尚道德。相反，在《战国策》中，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宣扬和守护传统道德，不过这种道德在现实中常常遭到挑战，“不得施谋”，只能借助某个特定的场合或机会才能提出或施展。比如精通音律的魏文侯有一次在饮酒时听出钟声有瑕疵，谋士田子方就批评“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
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是传统中国一切伦理关系的起点，《战国策》很注意突出友悌之道，兄弟之伦。如《韩二·韩傀相韩》，韩国大夫严遂礼贤侠客聂政，而聂政初始为“臣有老母，家贫，不敢当仲子之赐”谢绝，这是宣扬了孝；聂政在母亲死后，觉得“乃市井之人，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决心报答严仲子的恩情刺杀韩傀，这是宣扬了聂政之义。行刺过程中刺杀韩国国相，误伤韩国国君韩烈侯。这样的大罪即使是出嫁了的姐姐也必然遭受牵连，在自度无法脱身的情况下，“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毁坏自己的身体以免被认出牵连家人，这不仅是宣扬了侠义精神，也暗含了孝悌之道。而聂嫈听说弟弟死后，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地前去韩国辨认聂政的尸首，是为了显扬弟弟的名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进一步衬托了这种精神。[50]
《战国策》所处时代与后世不同，君权思想并不重，当暴君出现时，臣民就有权利顺应天意民心推翻他，即天命的变革。比如齐闵王，“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无诛乎”。
民本思想是《战国策》中非常可贵的部分，在战争频发，百姓朝不保夕的年代，若是能稍加维护平民的利益，统治阶级便会尤为受欢迎。如《宋卫·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所言“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如果为政者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即使是在小事上，也会丧失信用，带坏社会风气。只有为政的遵守法治、赏罚有信，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才会凸现秩序和正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还有被金圣叹誉为“奇绝之文”的《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赵威后以一组长偶、三个问句暗寓治国理政须“以民为本”的观点。
历史特点
士人阶层
战国时代是一大变革时代，旧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交替，原有统治阶级担负不起这种社会变革的重大责任，需要招徕贤能之士。各国纷纷开始搜寻能够帮助变法的人才。如秦国的商鞅、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齐国的邹忌、赵国公仲连、韩国申不害等，都为各国带来了富国强兵的体验。经济力量强大、私学兴盛和学术中心形成、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养士、学术自由交流融合，使“士”阶层逐渐成为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战国策》中的“士”严格说来包括两种，一种是贵族，尤其是做官的贵族，因为贵族本身知识水平较高，他们失去封地或原有的特殊待遇后，需要自己谋生。而常年养尊处优谋生手段有限，知识就成为他们最贵重的本钱。孔子就开启了私人教学的先河。这样，有知识的贵族即使没落也得以生存下去，如《吕氏春秋》所言“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另一类则是“策士”，这个群体是融汇形成，成分驳杂，并非一类纯粹的个体。称呼也并不固定，通常被称为“游士”、“说士”、“辩士”、“权变之士”、“智谋之士”，甚至那些著名的“诸子”也可被称为“辩士”。因他们是当时合纵连横政治活动的直接参加者，《汉书·艺文志》直接称其为“纵横家”。“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这就是“合纵连横”的解释，该策略实际上是当时诸侯国之间制定的能够改变国际格局的战略决策，纵横家就是从事外交活动的主体。事实上，纵横家的活动不仅仅限于此，兼并与反兼并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形式的一种，另外的外交斗争、军事斗争以及改革变法都有纵横家的参与。这些斗争形式看似独立，各有各的内容，实则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且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士人阶层在当时和后世还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游”。士人们常常从一个诸侯国到另一个诸侯国活动，以获取富贵。只要有君主赏识，出仕并没有国别的限制，完全可能方才还在母国服务，转身就去原来的敌国，条件很宽松，没有或很少有歧视异邦学者的行为。即使孔子、孟子、墨子这种大学者，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这与当时列国争雄，需要抢夺人才有关。第二，追求人格平等。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以前，士人大多是低级贵族乃至平民甚至可能是奴隶等“贱民”，春秋末年以后，对士的需求和依赖使士人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时势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要通过君主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这种自觉的行为与以前俯首听命大不相同。第三，不掩饰重利的价值观。很多策士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甚至有些十分贫穷。这部分策士进入策士行列不可避免地以追求较高的待遇，较高的社会地位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心理。苏秦就表示“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追求权势富贵。像《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两边劝，最后“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苏秦既没有忠于东周，也没有为西周着想，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次的计谋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并没有考虑之后西周再利用水控制东周该怎么办。他只是两面陈说利益，自己从中渔利。等到苏秦挂六国相印后更是直接感慨“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这种对追求利益的赤裸裸的表达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礼乐制度下的规范和道德，更不见容于后来大行其道的儒家。第四，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纵横家中不乏“朝秦暮楚”者，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更有鲁仲连这种淡漠名利高洁不群的，在《赵三·秦围赵之邯郸》中，当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时，鲁仲连到处奔走游说，解除了赵国之难，赵国解围之后，赵国君主要封赏鲁仲连，可鲁仲连却再三辞让，“终身不复见”。即使出了名反复无常的张仪为报苏秦对自己事业的谋划帮助，也会发誓说“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第五，身体力行。战国的“诸子”大多属于坐而论道，惟有纵横家把他们的主张彻底地贯彻到实践中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战国时期“其实也就是纵横家的时代”。[52][54][89]
在不同时期，策士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在战国初期，社会处于转型期，发展经济、变法改革、强化政权，巩固统治者已有地位、扩大政权基础是这时期的首要任务。策士以内政的参与为主要活动，影响力较小。在战国中期，随着国际国内斗争日渐激烈，战争不断扩大，策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没有策士的参与，各国和卿大夫们甚至举步维艰，策士的活动进入繁荣阶段，大批著名策士，如苏秦、张仪、陈珍、郭隗、甘茂、楼缓、虞卿等，登上历史舞台。而战国后期，秦成为战争的主导国家，决定了战国末期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策士较多地集中在秦国，为秦国的统一服务，包括范雎、李斯等。
战略思想
影响较大的战略思想是“合纵连横”（连关中之为横，合关东之为从），这也成为战国时期外交的精华。它使新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对立，两大敌对集团的政治斗争为战国七雄之间的混战引进了新的因素。合纵连横实质上就是当代所谓的地缘政治思想，它是春秋联盟战略的发展，是战国社会变动的特定产物。如《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所言“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纵横运动支配了战国中后期的国际关系。七国几乎所有的外交与军事策略无不围绕着纵横的分合而运转，秦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战国策士们奔走游说也无非是纵、横两种主张。所以有“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的说法。
战国故事甚至可以为后世提供诸多借鉴，比如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与伍被商议谋反之事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春秋时列国交战不守关塞，这里“成皋”“轘辕”“伊阙”“武关”反复见于《战国策》，是战国时韩、楚距秦的重要关塞，而“招山东之兵”来对抗中央的构想则完全复制了战国时六国攻秦的计划，由此可见刘安对战国形势的熟悉。
女性参政
可能和当时社会中仍有母系氏族社会社会习惯的孑遗有关，战国时期身居高位参政议政的女性比例远比后世高，《战国策》在这方面有较为直观的反映，像楚国的南后和郑袖（这俩人历史上是否为一人存在争议）、秦国的秦宣太后、赵国的赵太后、中山国的阴姬和江姬等都是。不过这些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缺乏独立性，更多的还是以美色或巧言换得君王宠爱，命运的本质上仍然只是男性权力的附庸和玩物。虽然有少数女性（尤其是太后）确实有实权，但这类女性的部分实权更多局限于对后代或主君的影响或掌控，这些权利更多地来自于其伦理地位，代表着父权家长
在《战国策》中参政女性的族姓大部分都不可考。这可能与《战国策》的成书主要目的是游说，因此取材所载参政女性资料缺乏足够信息，还有一个可能性在于春秋过渡到战国之际，姓氏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正在过渡期。[55]
春秋时期女性参政的范围大多局限于与自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诸如立嗣、政治婚姻等。到了战国时期，参政范围扩大，甚至出现了比如郑袖说服楚怀王释放秦臣张仪（楚二·楚怀王拘张仪）。就此类事件本身而言，女性己经出现了直接干预外交事务的现象，春秋时期虽则也有出现，但大都与夫国、母国有关，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郑袖这里，女性对外交事务的干预已经超出了血缘、亲属的范围，是单纯的以参政所带来的利益为出发点。从利益回报而言，这些干预外交所带来的外交利益也成为了女性参政的驱动力。还有秦宣太后，也是参政掌权的典型代表。秦武王死后，秦宣太后利用外戚的势力替她与其子争夺下了王位，其子又尚且年幼，这为她将其子秦昭王的权力架空，临朝称制四十余年打下了基础。从她可以收受他国养地，接见外国使臣之事来看，秦太后拥有的权力是全方位的，对内可以任命大臣，对外可以左右外交。
对于《战国策》中提及的女性，后宫就如同她们的权谋场，她们在后宫中利用或创造某种优势与其他女子进行博弈以期达到自身目的，与策士谋臣们游走各国游说君王以显声名赢权利非常相似，但史书中对于这种工于心计的女性却往往评价不佳，她们的争强好胜被认为是挑起了后宫争斗甚至是影响了国家安定，并因此受到否定。如《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中秦公子异人借华阳夫人得以回国继位，这些女性在历史记载中着墨不多，但在史家的叙述中却成了推动历史事物走向的主导者，甚至是两国之战、国家衰亡的罪魁祸首。在宠姬形象乃至女性形象背后是一整套男性话语体系，而由楚怀王宠郑袖所导致的国家衰亡也在暗示着美人乱政、女色误国的先验命题。
津ICP备2022002164号-2 © 2016-2023 iHuaBen.com 版权保护声明 不良信息举报:jubao@ihuaben.com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