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中

创作背景

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破坏并最终被废弃，铁制农具和畜力出现，私田大量产生，产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农，“公田不治”，“私田”开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传统的社会秩序被不断打乱、打破，社会底层的民众与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动摇，私有工商业严重冲击着“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束缚手工业、商业的体制失去支撑。冶金业、制盐业、手工业、交通业繁荣起来。商业打破地域、行业、人员限制而逐渐兴盛，商人的经济诉求突破了国家地域，扩大到各个区域，有些商人凭借经济实力还跃身高层，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联盟逐渐解体，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争霸战争频繁，整个社会已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时代的变易，导致了原先春秋时代天子与霸主共同维持的诸侯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消失，当时的各国，“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试行“胡服骑射”，开始变法。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禄制被废除，按勋封爵、选拔官员制度被确立。

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和新兴社会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奴隶主阶级日趋衰亡。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自主意识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地主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也使部分农业生产者产生了文化的要求，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有可能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同时，各诸侯国和各个势力集团基于各种目的也在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15]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与宗法制的解纽相应，盛行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逐渐衰落。礼制崩溃，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诸侯大夫的宴会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钟鼓赋诗的雍容风雅。“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7]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16-19]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则认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换言之，他认为“长短纵横之说”的兴起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誓盟不信、符信失约的现象，而纵横家就是这些“长短纵横之说”产生的主体。），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毕竟策士面对的是能够随意操控生死大权的人，他们的游说是有一定的冒险性质，稍有不慎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说，游说人主某种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们要胆识过人才行。不提对着秦王敢说出“布衣之怒，天下缟素”的唐雎，即使是“诈伪反复”之如张仪，也具有这种过人的胆识，这也正是这个时代让后人钦佩的原因之一。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礼崩乐坏”之后，春秋时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旧法世传”分解为私门之学，“道术将为天下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某些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编撰

《战国策》的最初版本已无法考证，只能推断为部分人基于各种目的将体现游说策士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的论辩及游说辞令记载收集起来，让纵横家们复杂的思想内容和敷张扬厉的说辞流传于世。这一过程中最早的编者可能基于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为基础，有意无意甚至可能很随意的改窜增删，并夹杂了不少拟作。这降低了原书的史学价值，却提升了文学价值。[52]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经历了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

文学特色

写作手法

写人艺术

《战国策》中刻画了许多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全书涉及的人物约六百多名，其中事迹较为详细、形象鲜明者不下百来人。前后入选教材的，就包括讽齐王纳谏的邹忌、说赵太后的触龙、客孟尝君的冯谖等。其中，包括“三叠式”的结构艺术手法，从而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冯谖刚开始寄身孟尝君门下，虽自称“无好”“无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门客而多次提出高标准要求。“三唱”中冯谖这个人物形象的“贪而不足”描绘得很传神，反衬出孟尝君的宽容大度，同时也是冯谖故意试探孟尝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试探孟尝君值不值得他为之效力、赴汤蹈火。果不其然，孟尝君的礼贤下士、宽容大度让冯谖为之巧凿“三窟”，终身无忧。“三唱”“三窟”，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情节叙述方式，在曲折的情节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动丰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24]

又如苏秦，对这一人物主要通过对人物本身的行动，言论做细腻的描绘来塑造苏秦。当苏秦说秦惠王时，口若悬河，力言“非战不足立大功”，这表现出他有一定的才识。失败后，狼狈而归，受到家庭的冷淡，就常情说，必然会灰心丧气，可是他却更加埋头钻研，在读书过于疲惫时，甚至“引锥刺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再度出游六国，果然取得“卿相富贵”。记叙苏秦时，就是把他放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让他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充分表演，充分展示灵魂深处的东西，从而使其个性得以展现。通过这些描述，苏秦的聪明、自信、刻苦、深于世故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

语言特色

战国策士们在游说时非常注意运用多种修辞使辞采更加动听、传神，用绚丽的词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鲜明可感。为打动人心，往往无所顾忌地分析形势，直陈利害，甚至不惜夸大其辞乃至危言耸听。从而使说辞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战国策》的骈词俪句应用一直有其独到之处，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的说法，有的学者因此称其为“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就偶对数量来看，其总数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对，仅次于《左传》的1321对。其偶句、偶字总量分别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过覆盖面相对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于有限篇章，偶字骈化率已接近被尊为“骈体之祖”的《谏逐客书》，李斯该文的骈化率为49%（346字/706字）。[25][26]

骈辞俪句使得《战国策》第一，词锋更为犀利，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当秦王以实力不强、准备不足予以拒绝时，苏秦并不甘心，而且使用带有刺激性的言辞进一步撺掇对方，最后竟至于进行斥责，企图以激怒秦王来使其接受自己的计策。“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述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让人感受到论者之语气由缓而急、由弱而强。第二，词情更为浓郁。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战国策》中的使用也尤为广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变得浅显而具体，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使话语更具感染力。全书多使用简洁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简短的，一个字或一两句话的比喻十分常见。如《秦一·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一文中，有“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的记载，这便是个典型的单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虫，意在说明汉中于秦国，就像蛀虫于树木，早晚会成为祸害。

单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带有“犹”、“若”、“譬如”等标志性喻词，如《楚一·荆宣王问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这部分有个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将昭奚恤比作狐，企图动摇楚王对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范雎将良犬比作强秦，将跛足的兔子比作东方六国，取悦秦王的同时也使得秦王能够认真思考自己的建议。

除明喻外，还有暗喻，如《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的比喻，将三万兵士比作宝剑，强国军队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数需得与时变化的观念。

《战国策》语言还具有放言无忌的特点。战国策士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们奔走游说，就是为取得功名富贵，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从未加以掩饰，因此，这也形成了《战国辞》说辞语言表达直截了当，绝少掩饰的特点。除了敢于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迹外，许多文章甚至毫无忌惮，语言粗野，甚至不避讳谈论个人隐私。如《韩二·楚围雍氏五月》一文，楚围雍氏。韩国派使臣求救于秦，见到秦王后，韩国使者尚靳说明唇亡齿寒的道理。秦宣太后对尚靳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她又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堂堂秦国太后，竟然会对使臣说出这样的话，不觉羞耻，毫不遮掩，这场景恐怕也只有在《战国策》一书中能见到。[97]

细节描写

描写往往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战国策》中的细节描写简洁传神。如描写邹忌，只有“八尺有余，形貌昳丽”八个字，简单勾勒出邹忌身材高大、貌美艳丽的样子，具体长得怎样并无实写，只有一句：可与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长得如何，同样未知。这些未定的内容反而丰富了作品语言的张力。[28][29]

还有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楚二·楚怀王拘张仪》中，郑袖第一次作为“王之幸夫人郑袖”上场，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贱于王乎”，然后鼓唇摇舌的一番分析，郑袖显得手足无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由此章末“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中的一个“遽”字，足可见郑袖面临失宠危机时的慌乱。此章内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见描写郑袖运用何种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说，是梨花带雨还是娇嗔含笑全由读者想象，从而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30]

叙事手法

《战国策》单纯的叙事方面笔墨并不多，大多以对话出现，其文约而事丰，以对话的形式将人物的主张以及行动联系起来，将故事情节用一种场景转换的方式来实现。叙事者常常将观点隐没在语言或是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态度和评判。评述文字的部分显然是文本的隐含作者，他通过叙事者特有的叙事视角来进行叙述从而“陈其势，言其方”。如《齐三·孟尝君在薛》楚国军队攻伐孟尝君的封地薛，孟尝君恳请淳于髡谋解薛之危。淳于髡面见齐闵王说“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叙事者显然是站在一个全知视角下，对即将发生的事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对事情的发展以及淳于髡的反应都了如指掌，并给予掌局者般的评价。《战国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过人物的言行将隐晦的观念和犀利的评论结合起来。

对比

《战国策》就说理而言，一味从一方面说理论证，论证稍显单薄，也缺乏有力的说服。如果将两个对立面放到一起，比较优劣，对比说明，结论更为可信。

《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十分广泛，涉及到610多个，构成事件超过540个。不仅是太后、国君、贵族，还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众多的人物要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并不容易。这方面，书中很擅长运用矛盾设定和对比来展示，像《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苏秦穷困潦倒和荣归故里时的态度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势利心态。苏秦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的至亲之人都不和他说话，态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锦还乡时，苏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后态度对比明显，而一句“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体现了苏秦家人的势利，也道破了世态炎凉。

由不得苏秦都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不过，苏秦衣锦还乡后对家人的讥讽，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中国封建时期小知识分子的通病。还有商鞅，他通过制定和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处以车裂后示众，“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禄为皈依的世态炎凉。

《战国策》还擅长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对比，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中，为了突出荆轲刺秦王的镇静，勇敢，作者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作为对比的次要人物秦武阳。秦武阳是燕国勇士，号称“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然而，当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咸阳宫陛下，等待秦王接见之时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被咸阳宫中声势浩大的场面和秦王显赫威严吓着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荆轲先是回头一笑，安慰秦武阳，然后走上前去，用合情合理的解释消除了秦王与群臣的猜疑，使大祸消弥于突发之前。通过两个人的对比，突出了荆轲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性格。

排比和对偶

《战国策》说辞的“文辞之胜”在外在结构上表现为语言上的韵散结合，句式错综变化，张弛有度，铿锵有力的节奏感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可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敷张扬厉，气势纵横，内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节奏鲜明，说理更加严密、叙事更有表现力。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进言秦“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苏秦认为秦国有统一六国的实力，希望秦王能用他来完成宏图伟业。而秦惠王却认为自己实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时机，“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婉转地拒绝了苏秦的请求。

对偶也是，能够有效增加说辞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赵二·秦攻赵》中有一段苏秦游说秦王，“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辞顺。”苏秦将多个对偶句铺排，以齐国为前车之鉴说明秦国如果不休兵戈，必会有无穷后患。还有《楚四·庄辛谓楚襄王》庄辛的一段说辞“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菱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这段说辞中，先是四个整齐的四字句，简洁明快，紧接着以散句相随，放慢言辞的节奏，正所谓“张弛有度”。整篇说辞或韵或散，韵散结合，使得文辞富于变化而不显得单调。这种句式的使用，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可谓声情并茂；听之抑扬顿挫，极具冲击力。还有《赵二·王破原阳以为骑邑》中“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九之用，不知阴阳之宜。”这一段辞令，全是对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听之抑扬顿挫，可谓声情并茂。

矛盾

《战国策》一书不乏自相矛盾或与其他资料矛盾之处，比如苏秦，在《战国策》中主名为“苏秦”的，《史记》往往都作“苏代”、“苏厉”，或冠以他名。《齐四·苏秦自燕之齐》除措辞有些许差异外，内容与《史记·田齐世家》基本一致，但《战国策》的主名是“苏秦”，《史记》则为“苏代”。还有《燕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与《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内容差不多，但两者主名不同，很难说到底主角是苏秦还是他兄弟。甚至《战国策》自己都前后矛盾，比如《魏一·苏秦拘于魏》一章，记载了苏秦拘于魏而苏厉为他向魏王游说的故事，而这部分内容在《燕一·苏代过魏》中却成了“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苏秦变成了苏代，苏厉变成了“齐使人”。这种主名的混乱，除了传抄、整理时的无心之失，更多反映了苏秦故事不同层次之间的对立与交叉，以及传抄、整理和使用者，根据各自立场对于这种对立的处理与调和。

引用

《战国策》常常根据内容的需要随时引用经典著作、成语和民间谚语，把古语、今语、口语、警策语等融为一体。可以说，它的语言说服力很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引用，这个引用不局限于书本等某个特定范围，但一定要有说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们都好引俗语，因为俗语来源于生活，流传于民间，往往积累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朴素愿望，具有简练、形象，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特点。如《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补牢的俗语，“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犹未迟也。’是庄辛借此说明及时止损的必要性。

策士们还喜欢引经据典，像《诗经》等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典，适当的引用不仅可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据，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识储备，使论辩具备说服力。如《秦三·应侯谓昭王》引用了《诗经》，“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借以劝说秦王要巩固威信，加强权力。

寓言

《战国策》寓言与同时代的其他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样，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的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个结构，即针对一个论点展开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加以论述点明主题，并且形式上常以对话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不仅能拉近交谈者的心理距离，而且使论述的展开自然不生硬。

《战国策》中寓言题材一般分为拟人化的动物寓言、类型化的社会寓言和附会古人的历史寓言三大类。目的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游说君主、消弭灾祸，劝告君王莫信谗言、表白忠心，推荐贤才、贬退小人。内容浅显易懂，形象鲜明，寓意深刻，从而增强了辩词说服力。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苏代只用这样一个小寓言故事，就说明了“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免除了燕国的一场兵祸。有人统计过《战国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则，其中56则寓言有明确的寓言讲述者，18则无使用语境，无使用者。

如此多的寓言使用并非没有理由，与西方国家注重抽象思维不同，中国古代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在战国时期，严格意义的理论思辨文字尚未产生，而受夏商原始卜筮原始思维的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即易象思维，因而，在说理时更多的采用形象说理的方法。另外，当时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即使贵为君王，学识也不见得多高，比如梁襄王就曾被孟子评为“望之不似人君”。因此要想让这些“浅薄”的游说对象接受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就要善于引譬设喻，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寓言自然成为了最好语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