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完

刺客

刺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作为斗争的工具的来使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大批刺客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刺客的事迹最先出现于《左传》与《战国策》等书中，对于他们的记述基本上都是历史和文学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战国策》中的刺客中比较知名有豫让、聂政与荆轲三人，在记载刺客事迹上也表现出与《左传》中对刺客一笔带过的方式不同，能够比较全面的记载刺客的姓名与所发生的事件，记载的篇幅明显变长，对刺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为生动具体。《战国策》因此成为先秦史传文学中最先出现的一篇中以一个刺客形象作为中心，并将具体的形象塑造展现于一个大的故事情节中的著作。

《战国策》还记载了个别的隐士，如颜斶。但《战国策》对隐士的思想似乎并不赞同，至少是不置可否。如《齐四·齐宣王见颜斶》似乎对隐士的思想大为赞赏，而《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又似乎对赵威后杀绝隐士的思想深表赞同。可见，《战国策》提及隐士，其兴趣不在于推崇隐逸思想，而是因为颜斶的言论雄辩，驳得齐宣王君臣哑口无言，可资纵横家效仿。

发音

古代版本中，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可能是仅有的加了很丰富的注音的版本。他的作品成书于元代，处于近代汉语阶段，与现代汉语语音已经很接近。

通过对该书注音中反切上字和直音的考察，可以发现声母变化的一些规律。他的注音中已经有不少语句能够体现轻重唇区分现象。例如：“披其枝”（秦三·范睢曰臣居山东），披：普靡反（《广韵》：敷羁反，《集韵》：攀靡切）。“披、普和攀”同属于滂母，“敷”属于敷母；“靡”与“羁”属于平声支韵。滂母是重唇音，敷母是轻唇音，在《广韵》中两母可以互切，而在《集韵》中就都换成了滂母，这说明轻重唇已经有了区分。还有声调的一些变化规律，主要是“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和“入派三声”。比如“欲与我诛者袒右”（齐六·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袒：荡旱反（《广韵》：徒旱切）。“袒”属于旱韵，“旱”属于上声韵，但是吴氏注曰：“循习作徒案反，属于去声翰韵。”与承袭古书注音的上声不同，当时已经变成了去声，这说明在吴师道所处时代“全浊上声”已经有了“变为去声”的趋势。还有“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提（同“掷”）：侄帝反（《广韵》：直炙切）。“掷、直、侄”都属于澄母，“帝”属于去声霁韵，“掷”和“炙”属于入声昔韵。宋代之后，入声逐渐归入三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变为去声，此时，“帝”和“炙”可能已经是同韵了，所以这里可以互切。

真实性

《战国策》成书以后，其内容的真实性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可说它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艺略》部分，“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换言之，刘向认为这部书是纵横家“策谋”的大总汇。四部归类法出现后，多将其归入史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便把《战国策》与《史记》并列为史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但对于这一分法，历代多有不同看法。《隋书·经籍志》就认为《战国策》并非正史，而将它归入杂史之列，“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词》《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谓之杂史。”，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中第一次取消了《战国策》“史”的地位，而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甚至就名称而言，“策”指“书册”还是“策略”一直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战国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可能是“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

单纯就内容而论，《战国策》的记事很多未标注年月，这就严重贬损了其史学价值，而且记事不分轻重，仅对所谓的“奇策异智”津津乐道。最为重要的是该书记事不以实录为宗旨，很多内容明显是虚构的文学故事，比如入选中学教科书的“唐雎不辱使命”就是（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曾有人评价说“大抵观战国之事者，取其大旨而已，不必字字为据”。也有人考证，全部作品中，时地错讹或言辞虚妄的作品至少有97章。这个比例相当不低。比如《张仪说魏王》及《张仪说韩王》等文均有“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之言，秦称帝乃周赧王二十七年[60]，张仪早已卒于赧王六年，相距二十余年。因此，《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战国史料，很多人认为它不能称为“史书”。有人干脆把《战国策》称为“一部收集和杜撰奇谋妙语的故事大全”。

与同时期的其他史书或史学材料印证，可以认定至少一部分是真实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自不待言，还有比如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该书27章中11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皆为佚书），文句也大体一致，对修订和补充《战国策》有很高的价值，但该帛书是否可信也不能完全肯定，《战国纵横家书》估计为汉高祖刘邦后期或汉惠帝时的写本，且“为司马迁、刘向等所未见”。毕竟现今所见《战国策》已非刘向所编《战国策》，而刘向所编《战国策》亦非战国纵横家文献之原貌，只能说按照秦汉学术的层累判断，帛书可能更接近于原貌，也更具可靠性。比如其中有十六篇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这些文献几乎将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全部否定。比如，苏秦张仪年代孰先孰后，《史记》记录显示这俩人是同龄人，然而帛书记载，苏秦的年代大体应比张仪晚一代人。而从《战国策》中所记载的事件来看，张仪又是晚于苏秦多年。

至于苏秦、张仪其他的故事是否可靠也难说，比如早年苏秦、张仪是否是同学，《战国策》和《史记》就截然不同，可能是秦汉之际乃至更晚在齐地鬼谷传说的影响下开始流传的。比如“张仪的受笞，入秦为相、报仇，所有这些重大情节，与范睢的故事如出一辙，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战国策》真实性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有关苏秦张仪的策文，毕竟关于这两人的文本在《战国策》《史记》《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乃至《战国纵横家书》之间都有互见重出的现象。

学术研究

日本学者将《战国策》的策文（其称之为“记事资料”）分为两种：“将采用书信、奏言、对话等形式，而且有历史背景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称为‘故事’，将并非书信、奏言形式而是概括几个故事的形式称为‘传说’。”这一做法基于《战国策》史料的驳杂性、层次性，回避了史学、文献学方面一些难以解决的争议，而将全部文本看做是“故事”或“传说”进行研究。

明清时期考据之风大兴，《战国策》研究在这一时期全面展开，包括黄不烈的《战国策札记》、金正炜《战国策补释》、顾观光《战国编年》、张琦《战国策释地》等。

20世纪以来的《战国策》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之后，疑古风潮兴起，罗根泽和金建德等人提出《战国策》是刘向缀合蒯通书及《史记》等书而成的“伪书”，后来，又展开了对苏秦、张仪等人的历史辨伪研究。搜集逸文方面，则有诸祖狄的《战国策逸文考》。这次高潮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策》的文本来源及作者的问题，并承续前人对该书进行整理校注。第二次高潮是1973年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出土，这次以出土文献的利用为主要特色，主要关注《战国策》所载材料的原初归属、记事真伪、系年次序、版本流传等问题，主要参与的学者为杨宽、唐兰、徐中舒、缪文远、诸祖耿、郑良树、郭人民等。第二次高潮在21世纪的头几年基本结束。

这两次高潮总体上都属于史学与文献学研究领域，但是就算单纯从史学或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还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讨论的都是古籍整理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而且由于材料和证据的缺乏，很多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比如《战国策》、《史记》以及《战国纵横家书》所载不同苏秦事迹的考定，在学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即使在文学研究领域也一直没有深入的研究，只好略略地谈了一些艺术特色和语言艺术方面的问题。

作品评价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

“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北宋文学家李格非）

“六经，治世之文；《国策》，乱世之文，然有英伟气，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学家朱熹）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清代学者陆陇其）

“乱乎圣人之经”（清代学者程夔初）

“今夫鸟喙、砒石，毒药也，国医恒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则钟乳参著，或至杀人也；我以仁义用纵横之言，可以排难；我以忠诚运游说之知，可以纳诲；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学者王崇炳）

“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学者鲍彪）

“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学家、史学家章学诚）

后世影响

文学影响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书中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有人统计多达204个，比如一尘不染，大庭广众，两败俱伤，南辕北辙，亡羊补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羽毛未丰，引锥剌股，门庭若市，返璞归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安步当车，不遗余力，不翼而飞，侧目而视，高枕无忧，汗马功劳，画蛇添足，挥汗成雨，三人成虎，龙阳泣鱼，转祸为福。这些成语不一定全是后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从句子中提取出来，如《西周·苏厉谓周君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百发百中。”提取出“百发百中”，《齐四·齐人有冯谖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卧”；有为后世提供了成语内容的，如《秦四·或为六国说秦王》：“于是夫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整理为“积少成多”；有从故事中归纳总结的，如《燕二·赵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总结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如“百发百中”与“百步穿杨”、“毂击肩摩”与“摩肩击毂”、“南辕北辙”与“北适话楚”（这种情况是否算一个成语存在争议）

《战国策》语言的手法对汉赋有一定影响，包括：委婉托讽，铺陈，夸饰。不少学者认为书中那些纵横家的进言本质便是辞赋，换言之，后世辞赋直接源于《战国策》说辞。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一篇直接被归入“辞赋类”。《子虚赋》、《大人赋》的浪漫主义色彩便是继承于此。他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在称赞秦国的强悍实力时，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点，这种手法对后世京都赋影响极大，《两都赋》、《二京赋》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后描写京都的富庶之态。北宋的苏洵曾在《谏论》中提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文风的渊源。

对汉赋产生较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汉初和战国两个时代的某些社会矛盾和审美观念的相近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战国策》作为史书必须要受真实性原则的制约，史官须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对待史实，而汉赋更多的也是如此，不像其它文体那样注重表现主题，所以往往容易采取史家的笔法。

《战国策》对史书有一定影响，因为在这部书中才出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雏形，到《史记》时这种纪传体正式形成。更重要的是，原书作者（或作者们）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往往加以自己的评论和观点，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在篇末用一句话加以总结：“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还有《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篇末也有“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这其实是借他人之口表达作者观点。这些评论，或直接表达，或借他人之口，长者一二百字，短者七八字，多是据事而论，可以说这些评论已经奠定了后世“论赞”体体式的基础，汉代司马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太史公曰”这种论赞形式，开了后世论赞之先河。

《战国策》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文采，以及着力推动叙事发展的人物语言，均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同样是记载乱世的小说《三国演义》，魏蜀吴三家谋士为求利益，将纵横家再现于世。三国中的名篇“诸葛亮舌战群儒”中，诸葛亮论辩咄咄逼人，以独到的政治眼光对当下局势做出准确判断，同时短句、排比对偶句的运用使得语言简洁明快，理直气壮。不仅在风度上压倒对方，论辩语言和论辩技巧也更胜一筹，以致对手有口难言，可以说是受战国策士语言风格的影响颇深。此外，由于全书一些篇章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小说因素，其内容和写作手法也启发和影响了后世许多种类的小说，诸如讽刺手法对谴责小说的影响，侠肝义胆对侠义小说的影响，虚构夸饰对传奇小说的影响，以人系事对史类小说的影响，铺张扬厉对赋小说的影响，引类譬喻对寓言小说的影响等。

古汉语

《战国策》作为先秦典籍距今已有几千年的时间。其中的语言在发展中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一些新的形式和意义，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古代汉语的一些特点，这对于研究古汉语有其意义。比如当下表述语义时多以双音节词为主，但是在上古汉语中是单音节占主要地位，即一个词只需要一个音节就可以表示清。《战国策》成语中也体现了单音节占优势的特点，每个单独的音节都可以表示一个意思。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切齿拊心”每个音节都表示一个词的含义，意为咬紧牙齿，拍击心胸。形容痛恨到极点。

战国策派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最紧张时期，国府统治区曾有一个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文化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文化流派，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因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其产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关心国族存亡与文化发展的知识分子之深重的危机意识与强烈的焦虑感所导致的结果。他们抱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的主旨，认为“战国以前的‘刚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认真继承；这种刚道文明在秦汉以后渐趋消亡，中国文化也因此变成了一种‘无兵的文化’；随着皇权统治日益巩固，民众地位严重下降，导致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般缺乏向心力”。这个流派思想在后来争议较大，有一段时间甚至被认定为法西斯学派。

勘误

《战国策》作为先秦时期作品，很多文字的书写和意思同后世迥异，比如《赵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参分赵国壤地”，而《史记·赵世家》所记为“三分王之地”，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纵横家书》所记为“疎分赵壤”，疎，同疏，古文中指分散，即瓜分的意思。

《战国策》一书传递千年，历经多次改版重修，很多文字发生了错误，如《赵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年谷丰盈，众人喜之，而贤主恶之”。按常理，粮食丰收是任何君主都期望的，何况“贤主”，《史记·赵世家》所记为“贤主图之”，“图之”解释得通，《战国策》此处当有误。

编者简介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奉命领校秘书，撰《别录》，其后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作者之争

《战国策》是一部汇编文集，原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清代牟廷相最早提出《战国策》作于蒯通，20世纪30年代，罗根泽也提出类似观点，还有人认为由《蒯子》 和《主父偃》拼合而成。而中书六号《国策》等，是各种抄藏本的题名不同；刘向编录《战国策》时，依据的蓝本，特别是“国别者八篇”，蒯通的论战国权变的八十一首。但这些说法都缺少确凿证据，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战国策》文体不一、内容重复冗杂，不仅不像是单人创作，甚至不像是有组织的集体创作。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战国策》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如李叔毅指出“《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研讨扭转危局之术的人所搜集的学习资料。”何晋也认为，“《战国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编著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学习揣摩游说辞令的游说之士。”或者说，《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演讲稿或学纵横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全书在刘向之前的编辑和整理应包括私人和官方两个层面。私人整理可能是游士群体进行的。官方层面应该分为诸侯王和中央政府两个层级，地方诸侯王中以淮南王刘安与《战国策》关系最为密切，刘向所见《修书》即出自淮南地区。汉武帝对战国故事的分类抄录，也为刘向编校工作奠定了基础。

《战国策》成书年代同样难以考证，可能在秦统一以后，还有人认为成书于汉初，因为书中“于秦之秽事，不甚避讳。《秦策》详记吕不韦立子楚事，《楚策四》更言嫪毐乱秦事。皆秦人所忌讳者，则其著作时期当在汉初矣”。换言之，《战国策》中一些史实乖违的故事，无论是游士练习之作还是出于后人揣拟，它们被收入《战国策》中都体现了编辑者并不熟知相关史实，这也从侧面表明战国故事编辑、整理的时间不会太早。还有一个侧面证据是成书于汉初的《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存在交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