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冤大头

　　我还没怎么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反驳他：“不是给自己的，是要转送一个朋友的。”忽然想起来这样说似乎有点歧义，于是又欲盖弥彰般的辩解：“不是男朋友，是女朋友。”

　　方才说话的那个人终于没忍住笑了出来。我才后知后觉，他是裴言洲。

　　尴尬这种情绪有一种能在无形中伤害到人的自尊的能力，它使人暂时失去了逃出这一一情景的智慧而变得呆头呆脑。忽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段《红瓦黑瓦》里的描述更加贴切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逃离这里的目光，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也不会一直在谷底盘旋。微砚注意到了这里的窘相，握着手机向我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手链打量一下，然后很自然地戴在手上，“给我买的？”

　　我“嗯”了一声，不知是在解释裴言洲极有可能对“女朋友”这一名词造成的误解还是只是在单纯地回答微砚。裴言洲在附近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如果有喜欢的物件，赠送他人的同时也别忘了给自己也买一件。”

　　在我从小接受的义务教育中从来没有关于这样新奇又荒谬的理论，它像一种新式思想一样在回味之余却让人忍不住思考，然而最后的结论就是没有结论。我拉着微砚仓促离开现场，留了一地的惶窘和忸怩。

　　至于下山的过程——很顺利，不过我说的是别人，除了我。途中休息的时候我坐在石椅上将鞋跟往下褪了些许，露出有些渗血的皮肤。微砚拿出一张卫生纸蘸了蘸脚后的血迹，她没带创可贴，此时正一筹莫展。

　　人们四散坐开，微砚也不好挨个上去问。“倒没什么事，晚上吃完饭我就去跟裴先生说提前打车回去了，腿脚不方便，也就不打扰你们的兴致了。”微砚又急又气，抿着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相较于直抒胸臆，我更偏向于隐忍和耐心。实验室的兔子也是这样，它们在被束在台上的时候，放血或者扎针，无论怎样处理，也都不会有一声的惊叫。极致的痛苦中往往生不出怨愤与哭泣，只有无言的沉默。

　　同车那位小女孩忽然坐在我身边给我递了只创可贴。微砚给我撕开外包装贴在脚后，然后问小女孩：“是你给我们的么？”小女孩摇头，手指指了下她的母亲。而医生妈在不远处朝我们点头示意，微砚给她道了谢。

　　有了创可贴，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后坐了回去。微砚问我：“还好吗？感觉怎么样？”我揽住她的肩膀往自己身边一带，“快别说了，本来就是小事，被你说的好像快要做手术了一样。”

　　余下的路程晃晃悠悠地走了近一个小时，步子被压得很慢，不像是在赶路准备返程，倒像是消食散步。裴言洲的话也不多，除了几句嘱咐和日常集合外便再没说过别的。再次回到车上，我摸着微微渗血的创可贴，撕了张纸叠起来垫在脚后和鞋子中间，避免血迹沾染到别的地方。

　　爬山这项活动最为考验体力和耐心，再一侧头，微砚已经塞上耳机听起了话剧回放。没去打扰她，伸手关掉头顶空调，在身上搭了件衣服就睡了过去。车厢里很静，想是一场运动后的自然回馈，没有人说话或者喝水，大家不约而同地保持了安静。

　　冷气依旧在蔓延。

　　再醒来的时候是微砚在叫我，她好像也刚刚清醒，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然后有些疑惑：“怎么突然改行程了？”我也凑上去看那一条短信，的确是临时改过了。随后又一条短信在屏幕上方跳了出来，微砚恍然：“裴导说琅华古城现在实行限号游览，他订的时间刚好没赶上，所以排到后几天了。”

　　“那今天下午和晚上呢？”我问她。微砚扣过手机，语气里是溢于其表的松快：“他说去看一场演出，然后去酒店。行程虽然变了但对你也未尝不是好事，至少也能让你舒服些。”

　　我点点头，很赞同她。

　　太阳依旧热烈且灿烂，裴言洲也戴上了遮阳镜。我的座位在他的斜后方，视线尤为的好。他关了正对着驾驶室的空调出风口，握着方向盘的手不住敲敲点点，似乎这是他的习惯。

　　演出的地点是在当地的剧院，因我们去得时间早，订的是下午三点场，没赶上晚上的人流高峰期，所以找演播厅，落座等一切显得水到渠成。位子是按照票上的坐，显而易见，我和微砚一起。

　　演艺的主题是大型非遗民俗文化，就几个人们对当地普遍的疑问和认知展开了一场有关于它的解释。开场照例是两位主持人招笑儿，然后就是漫长的民歌和单人独唱——好像那位女歌手上过某国内平台，还拿了奖。

　　只不过前半段我瞌睡地厉害，直到后面才被观众的笑声惊起，有了些精神。我歪头看了眼手机，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几位受邀观众，我问微砚：“这是演到什么了？”

　　“娶亲呢。”

　　我陡然清醒。

　　微砚边看边指给我：“台上的是四位观众和一位新娘，这里体现的是他们少数民族娶亲的一种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