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

宋慈（1186年/1187年－1249年4月21日/1250年4月10日），字惠父，号自牧。福建路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南平）人。中国南宋官员、法医学家。

宋慈自幼受学于父，后相继受学于朱熹弟子吴稚、名儒真德秀等。嘉定十年（1217年）中乙科进士，补授赣州信丰主簿。因镇压南安军峒民起义及抚定汀州兵变，受举荐知长汀县。后历提点广东、江西、广西等地刑狱。在地方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听讼清明，决事果断。制订办案规约，清整积案，理清曲直，雪冤禁暴。又整顿盐运；赈灾济困，实行“济粜法”，接济饥民。累官广东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加焕章阁直学士。淳祐九年（1249年）或淳祐十年（1250年）逝世，获赠朝议大夫。

宋慈办案注重实地检验。他总结了宋代和以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再加上本人四任法官期间检验的心得，于淳祐七年（1247年）撰成《洗冤集录》五卷，于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检骨、死伤鉴别、毒物分辨，以及急救法、治服毒药方等，均有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该书对宋元明清各代的司法检验工作有重要的影响，后被译成法、英、荷、德、日、朝、俄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对于法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因而他也有“世界法医学鼻祖”之称。

宋慈编写《洗冤集录》的指导思想，是“恤刑慎狱，直理刑正”。

“恤刑慎狱”继承的是儒家（理学）“决狱谨慎”的主流法律思想。作为程朱理学的追随者，宋慈在《洗冤集录序》开宗明义地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宋慈认为，只有通过严密的检验，才能保证断案审判不冤不枉。同时，宋慈也清醒地认识到，恤刑慎狱的关键在于执法官吏的职业道德，因此在《洗冤集录》一书中，宋慈不仅将《宋刑统》和《宋刑统疏》中的有关法令、检验制度以及检验人员失职罚则等内容录入其中，而且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法医检验的注意事项。宋慈反对验尸时“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要求官吏“躬亲诣尸首地头”亲自验尸，提倡对案子“审之又审”；强调检验要真实，“命官检验不实或失当，不许用觉举原免”，故意不真实验尸者，即使坦白了也不能免除处分；规定验尸不扰民、不接触当地官员和当事人，保证“定验无差”；对检验官吏违法行为引用《宋刑统》：“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各以违制论。”

所谓“直理刑正”，就是重实据、不轻信口供，重事实、依理断案的司法思想。“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口供固然重要，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更何况“证以人或容伪焉”，宋慈认为须“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且“告状者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以物必得实焉”，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以防其中有弊。不轻信口供在当时律法中亦有体现，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证据；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证确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须“据状断之”。

在《洗冤集录·疑难杂说下》记载这样一个案例：“广右有凶徒谋死小童行，而夺其所赍。发觉，距行凶日已远。囚已招伏：‘打夺就推入水中’。尉司打捞已得尸于下流，肉已溃尽，仅留骸骨，不可辨验，终未免疑其假合，未敢处断。后因阅案卷，见初验体究官缴到血属所供，称其弟原是龟胸（即鸡胸）而矮小。遂差官复验，其胸果然，方敢定刑。”这种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直理刑正思想，贯通宋慈《洗冤集录》全书。

《洗冤集录》本质上是一部指导尸体外表检验的法医学书籍。正如宋慈所指出的那样，《洗冤集录》“如医师讨论古法，脉络表里，先以洞澈”。这种用传统医学方法，由表及里、由尸表现象探究死亡本质的法医学，与以剖验尸体解决死因问题为标志的现代法医学有很大的不同，突出了系统观察的地位和作用。

系统观察的要诀之一是“问”。宋慈针对不同案件、不同尸体、不同场所、不同人群“问”的内容也不同。“问”官员、公吏、报案人、家属、左邻右舍、行凶人、同狱人、在场证人、奴婢的主人（包括契约），还要“问”天气情况、河流地形、火源风势、季节更换、人员往来、民俗习惯、风土人情，有时还要“问”凶手或被害人生前是左利还是右利、被害人或自残者职业工种及性格喜好、死者生前疾病情况、有无看病及医案、何时报案？问之又问、“审之又审”，问得一清二楚，审后“洗冤泽物”。可以说，《洗冤集录》全书充满了“问”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