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叙了雅典所遭遇的瘟疫，这场瘟疫可谓十分悲惨。而修昔底德对这场瘟疫的记叙与我们今天而言，影响最多的其实并非是行为上的具体改变，而是思想上一种认知——面对灾难的突发，我们清楚其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然后面对它。

为何说其影响最多的并非是我们具体的行为呢？瘟疫这种传染病的突然出现是难以预料与防范的。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这种病突然出现之时断定出来并采取行动。我不否认我们确实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行为上的警示，可雅典人在瘟疫灾难中的种种行径，处在疫情中的我们自然不可能去做。显然并非是因其雅典瘟疫应对不当的结果，而基于我们自身处境的不同和思想观念，不应会有人及时享乐。而对于一些什么防控措施，这不过常理之见，并不算从雅典瘟疫中得到启发性的东西。

而如果说能够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也是不当的。就单以其形势而论，雅典处在战争时刻爆发瘟疫，全球疫情爆发处在和平时期。我们能从雅典瘟疫中吸取什么教训？及时发现与制止么？

可我国在2003年出现过“非典”这一肺部感染病。我们已经有前车之鉴，在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处，依旧迅猛，无人预料。似乎，从及时发现这一点上看，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当然，灾难无法预知，我国及时出台防疫政策也十分合理。但我们并不能从雅典瘟疫上吸取这些教训，不可对等。

我们无法预知灾难的降临，但我们可以预知灾难降临的情形，预知自己该如何去面对，获得灵魂上的尊严。

雅典人在瘟疫发生后，很多人面对不断的人因此死去，尸体被人随意安葬，所谓荣誉，礼法，在死亡面前早已不足为道。在思想上，部分雅典人认为灾难随时会降临己身，同时开始怀疑发起战争的决策是否是对的；在行为上，一方面，他们或不顾法规，或不顾城邦利益而在这场瘟疫中追求自身的快乐；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责备伯利克里主张战争，将怒火发泄到其身上。

显然，这些行为是极其不理智，人们总是会因为自身所遇到的苦难而愤怒，迫切想要找到一个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然后不断去怪罪，去发泄。这算是我们能获得警示、思考自身行为的一个点，但却不是最重要的。

而在灾难面前，雅典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当行为也许不过是人性使然。可在死亡之前得到了享乐，与那平常死去的人又有何区别。恐惧，不安依旧会每天缠绕着他们。不如好好想一番如若灾难降临到自身，情景会是怎样，又该如何去面对死亡。与其说是一种坦然，倒不如说是可以怀着尊严地死去。

灵魂的认知往往比肉体的感知更加高尚。表面上看，就算我们预知了灾难的情形而同样死亡，与那平常死去的人也别无二致。我们依然会因死亡而恐惧，可我们已得到一种心灵的净化，那种玄妙的心态，我们可以直面死亡。

新冠疫情爆发伊始，一些人因医疗资源的匮乏而恐慌，散步了一些不好的言论，也有一些人因长期居家难耐而做出不当的举动。当然，从这个方面看，雅典人在瘟疫中不当行为会造成更大的动乱，同样，在疫情期间不当的行为亦会使形势变得更为严峻。这是可以形成对照，并且让我们对自身的行为更加谨慎，有着警醒之意。

但我们更多的从雅典瘟疫中获得一种认知，并不局限于现在，倘若以后有灾难发生，我们可以尽量去预知，去设想，然后思索，而不是陷入慌张与恐惧之中。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准备，更是一种灵魂上的净化。

雅典瘟疫的情形是极其悲凉的，因为人性和各方面的因素，在那种情形之下保持一种清醒的认知不大可能。但如今不同，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明白“预知”这样一个道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好，《论语》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罢，都是这个道理。

总而言之，我们固然可以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叙的雅典瘟疫得到一些行为警示上的借鉴和常理举措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一种“知势，顺势，应势”的认知，这种认知与我们而言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