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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

安史之乱后，皇权衰弱，朝官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形成了结党排异的局面。宪宗时期，朝官结党的倾向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宪宗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宪宗之后，出现了持续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李党则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两党成员基于相似的政见和志趣结成同盟。尽管在科举制度和藩镇政策上有分歧，但党争主要表现为以人为界限，互相排挤。穆宗时期，李德裕本应入相，却因牛党的牛僧孺成为宰相而被搁置八年。文宗李昂在位时，牛李两党的斗争愈发激烈，朝议事时争吵不断，官员的升迁完全取决于党派，文宗甚至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直到宣宗时期，两党领袖或被贬或去世，“牛李党争”才告一段落。

会昌中兴

唐文宗死后，唐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经过派系斗争继位，改元会昌。唐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唐武宗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相对被削弱了。对于宦官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了阳为，实则冷淡的手段。1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仇士良见唐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于是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向唐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愤慨，于是拿出君主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谣传，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后，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谢罪。

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便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官。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唐武宗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对内平定泽潞镇叛乱。在位时期藩镇降服。唐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唐武宗重视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为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位称号武字的君主，史称会昌灭佛。

大中之治

唐武宗死后，宦官选择李忱继承皇位，想继续保持朝政。未即位前的唐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无能之人，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对内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抑制宦官势力过度膨胀；打击不法权贵外戚。在位期间宣宗勤俭治国，体恤百姓，减少赋税，注重选拔人才。一改唐武宗的封杀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唐宣宗时期，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人民摆脱吐蕃统治，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重新回归唐朝。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市。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朝廷无西顾之忧，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安稳，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实际上，大中暂治并不稳定。唐宣宗晚年，国内已有乱象，他死后不久就爆发寇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