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威廉·戈林（德语：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位政军领袖，在纳粹党内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
他担任过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冲锋队总指挥、经济部长、普鲁士邦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曾被元首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与希特勒关系较为亲密。
戈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有着击落22架敌机的纪录，并获得了德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大铁十字勋章”，战争后期还担任曾为“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所领导的第1战斗机联队最后一任指挥官。
战后，戈林加入了纳粹党，为该党最早的一批成员，并参与了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幸未成功。期间身中枪伤。在此之后，他一直靠注射吗啡来减缓痛苦，导致终生麻药成瘾，体型也从健壮转为肥胖。
1933年，戈林创立秘密警察机关——“盖世太保”。
1935年，戈林被元首希特勒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司令，并凭借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为空军取得大量预算与独立地位，令其快速建军。
二战结束后，戈林被盟军抓获。
在审判德国党政军领袖的“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犯“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判处绞刑。
1946年10月15日，在行刑前一天夜晚，戈林服毒自杀身亡。
中文名
赫尔曼·威廉·戈林
外文名
Hermann Göring
别名
铁人
国籍
德意志第三帝国
民族
德意志
出生日期
1893年1月12日
逝世日期
1946年10月15日
毕业院校
卡尔斯鲁厄的空军士官学校
职业
空军总司令，冲锋队总指挥、国会议长、经济部长、普鲁士邦总理
主要成就
缔造纳粹德国空军，创建盖世太保
二战中唯一的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
唯一的帝国元帅
出生地
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
信仰
纳粹主义
军衔
帝国元帅
家族背景
戈林于1893年1月13日在德意志帝国邦国——巴伐利亚王国南部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疗养院中出生，父亲为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母亲为海因里希第二任妻子，芙兰西丝卡·泰芬布劳恩。
海因里希原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改作外交人员，曾于德国西非殖民地（现在的纳米比亚）担任行政首长，后被派至海地担任总领事。
芙兰西丝卡怀着戈林时，海因里希即正担任海地总领事，为了专心生产而返回德国，于附有“骑士”头衔的赫尔曼·冯·爱普斯坦医师经营的疗养院中生活，后于该地产下戈林。
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之间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共五个孩子，其中戈林为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三兄弟中排名第二，戈林有一兄长卡尔·恩斯特、两位姐姐奥尔佳、波拉和一个弟弟阿尔伯特。海因里希在与前妻卡罗琳·玛利亚·迪·涅雷的婚姻中也有五个孩子，他们相当于戈林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其家族中，赫尔曼实际上排名第九。
爱普斯坦担任了戈林的教父，并赐予后者自己的名字“赫尔曼”，而中间名的“威廉”则取自德皇威廉二世。
爱普斯坦是出身于柏林地主贵族的医生，由于担任普鲁士皇室的御医，在其圈内亦颇有影响力。爱普斯坦本身信仰天主教，但因为父亲是犹太人，所以爱普斯坦也算是“半个犹太人”。
爱普斯坦在担任军医远赴非洲后与担任当地总督的海因里希结识，后深交成为知己好友。戈林的母亲芙兰西丝卡是爱普斯坦常挂念的病人，之后又与后者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这段关系约自亚伯特出生前九个月至一年前开始，故有传闻指出亚伯特实际上是爱普斯坦的私生子。
芙兰西丝卡生下戈林后，海因里希也自海地回国。不久后，芙兰西丝卡将仅六个月大的戈林托付给菲尔特的友人照顾，时间长达三年。
1896年，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皆返回德国。
1900年，戈林同父母举家搬到柏林的弗列德瑙居住，父亲虽然是高级外交官，子嗣众多，但他并不富裕，生活也过得相当拮据。
海因里希在德意志帝国高级官员中算是少见的自由派人物，时常为受德国殖民的有色人种发言，令当地政府立场颇为为难，因而在其返国后被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不得不提早退休。
爱普斯坦本人憧憬著中世纪贵族的奢华生活，故将城堡装饰的非常豪华，侍从人员也被要求穿着宫廷风格的服装工作，爱普斯坦也以城堡统治者的态度来接触城中的人们。(一般认为，日后戈林对于奢华饰品的嗜好即是在这时期受教父的影响而来的。)
相较之下，戈林的父亲辞去外交官职务后，每天过着饮酒度日的生活，使得在年幼的戈林眼中，父亲不再是个可依靠的人物，因此对于教父爱普斯坦的尊敬多于生父。爱普斯坦对于戈林一家的孩子们也十分疼爱，一般认为尤其偏爱自己的儿子亚伯特，不过后者懦弱内向的气质与其不同，遽闻之后爱普斯坦转而最为疼爱善于社交、具有冒险精神的戈林。
爱普斯坦常与芙兰西丝卡共度夜晚，作为寄居者的海因里希虽有所不满，也予以默认了。爱普斯坦的城堡内就这样维持着戈林父母和爱普斯坦这样奇妙的三角关系，直到1913年，因为爱普斯坦与一位少妇莉莉再婚，在后者要求下，戈林全家搬离了法丁斯坦堡，前往憧憬已久的慕尼黑生活。
戈林自10岁起就对登山运动极为热衷，在13岁时就登上了标高3,600米的大格洛克纳山山顶。戈林还受到爱普斯坦的影响，培养了狩猎的兴趣。
1904年，戈林自菲尔特的小学毕业，随即送到了安斯巴赫的住宿制文科中学，但这对于过惯了城堡中奢侈生活的戈林来说很不能适应。
曾有一次班上上作文课，题目为“我最钦佩的人”，戈林写了他的犹太教父，却被校长约谈，要他写悔过书、再也不准写赞美犹太人的文章。同学也欺侮戈林，在他脖子上挂了“我教父是犹太人”的牌子，并要他罚青蛙跳，戈林对此极为愤恨。
1905年的一个晚上，他打包行李，逃离了学校，返回法丁斯坦堡。学校从此对戈林留下对知识深深的厌恶感，致使后来他常将一句俏皮话挂在嘴边：“一听到‘文化’这个字，我就会去拔我的勃朗宁手枪。”
之后，戈林在曾为骑兵军官的父亲与教父的推动下，于1905年进入巴登卡尔斯鲁厄的士官学校就读，并在1909年毕业。其中尤以骑术、历史、英文、法文等科目特别优秀。
1909年，戈林进入了柏林的大光野的名校“普鲁士军官军校”就读。
1911年以“优等”成绩通过了下级上士的候补生考试，成为下级上士候补军官。
1913年，戈林也通过了该校的考试。身为名门军校优秀候补军官的戈林开始有了接触社交界的机会，累积了与上流阶级交流的经验。
1913年12月，戈林的父亲海因里希去世。青年时代的戈林虽时常对父亲不尊敬，但他却在慕尼黑，父亲的葬礼会场上痛哭失声。
1914年1月，戈林获陆军少尉军衔，被派至驻阿尔萨斯-洛林米卢斯的第112“威廉亲王”步兵团服役。
一战期间
1914年7月末至8月初，欧洲各国间爆发了战争，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法国亦于1914年8月3日开战。
戈林所属的第112步兵团因为驻于法国国境一带，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开往战区。戈林带领的部队于米卢斯的攻防战中对法军的据点攻击，俘虏了四名法军士兵，因此战功而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戈林不久后罹患了风湿热，退下战场送往弗赖堡的医院休养。
戈林住院期间，第112步兵团的朋友布鲁诺·罗尔萨说服戈林由陆军步兵转至航空队。后者于是开始于弗赖堡进行飞行训练。戈林当时虽对于成为飞行员充满了憧憬，但交付了调遣的志愿书后，许可令一直没有颁布下来。
然而戈林违反命令，没有回去原本的单位服役，径自以罗尔萨的信天翁式观测机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尔后此事被军方发现，戈林受到军法审判，判处拘留于兵营21天。但透过对宫廷有影响力的教父的帮助，在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出面下，戈林不仅免除了此罚，还顺利转进了航空队单位。
1914年10月末到1915年6月末，戈林服役于第5集团军下的第25野战航空营，为罗尔萨驾驶的侦察机的观测员。
1915年春天起，罗尔泽与戈林的飞机开始进入战场执行侦查任务，这种行动必须由罗尔泽先飞到目标地后戈林要打信号告知其降低飞行高度，接着要自驾驶舱中以脚部支撑身体来架起摄影机拍摄，拍摄期间的数分钟还要忍受来自于地面的炮火攻击。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戈林相当擅长此类任务，成为一名拍摄多张高清晰照片的优秀观测员。他不久后被取了个“飞天秋千”的绰号。
罗泽尔与戈林搭档，在数次失败后，成功拍摄了凡尔登要塞上的清晰照片。
因此功绩，1915年3月，罗泽尔与戈林两人一同被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因为要说明照片之故，两人常被邀请出席高级军事会议。
然而戈林不仅以身为观测员而满足。1915年7月至9月继续于弗赖堡进行飞行员的进修课程，到了1915年9月戈林终于成为第25野战飞行营所属的战斗机飞行员。
1915年10月3日，戈林首次以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出战了。11月，戈林与英军亨德里·佩奇制造的重型轰炸机遭遇，前者立即发动攻击，但英军沙普士战斗机也击中了戈林。飞机因受损而难以操纵，戈林克服种种困难，终将飞机拉回至德方区。之后为了疗伤而脱离战场约一年之久。
1916年11月，戈林重返战地，相继于第7战斗机中队、第5战斗机中队和第10航空补充营服役，击落敌机数也稳定地成长著。
1917年5月，戈林被提拔为第27战斗机中队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空中战斗开始白热化。戈林与罗泽尔两人的中队常并肩作战，于法兰德斯上的激烈空战里，曾有过戈林被法军飞行员瞄准而被罗泽尔所搭救，之后后者也被英军瞄准时，反被戈林搭救的事情发生。
戈林所属的第112步兵团因为驻于法国国境一带，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开往战区。戈林带领的部队于米卢斯的攻防战中对法军的据点攻击，俘虏了四名法军士兵，因此战功而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戈林不久后罹患了风湿热，退下战场送往弗赖堡的医院休养。
戈林住院期间，第112步兵团的朋友布鲁诺·罗尔萨说服戈林由陆军步兵转至航空队。后者于是开始于弗赖堡进行飞行训练。戈林当时虽对于成为飞行员充满了憧憬，但交付了调遣的志愿书后，许可令一直没有颁布下来。
然而戈林违反命令，没有回去原本的单位服役，径自以罗尔萨的信天翁式观测机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尔后此事被军方发现，戈林受到军法审判，判处拘留于兵营21天。但透过对宫廷有影响力的教父的帮助，在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出面下，戈林不仅免除了此罚，还顺利转进了航空队单位。
1914年10月末到1915年6月末，戈林服役于第5集团军下的第25野战航空营，为罗尔萨驾驶的侦察机的观测员。
1915年春天起，罗尔泽与戈林的飞机开始进入战场执行侦查任务，这种行动必须由罗尔泽先飞到目标地后戈林要打信号告知其降低飞行高度，接着要自驾驶舱中以脚部支撑身体来架起摄影机拍摄，拍摄期间的数分钟还要忍受来自于地面的炮火攻击。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戈林相当擅长此类任务，成为一名拍摄多张高清晰照片的优秀观测员。他不久后被取了个“飞天秋千”的绰号。
罗泽尔与戈林搭档，在数次失败后，成功拍摄了凡尔登要塞上的清晰照片。
因此功绩，1915年3月，罗泽尔与戈林两人一同被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因为要说明照片之故，两人常被邀请出席高级军事会议。
然而戈林不仅以身为观测员而满足。1915年7月至9月继续于弗赖堡进行飞行员的进修课程，到了1915年9月戈林终于成为第25野战飞行营所属的战斗机飞行员。
1915年10月3日，戈林首次以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出战了。11月，戈林与英军亨德里·佩奇制造的重型轰炸机遭遇，前者立即发动攻击，但英军沙普士战斗机也击中了戈林。飞机因受损而难以操纵，戈林克服种种困难，终将飞机拉回至德方区。之后为了疗伤而脱离战场约一年之久。
1916年11月，戈林重返战地，相继于第7战斗机中队、第5战斗机中队和第10航空补充营服役，击落敌机数也稳定地成长著。
1917年5月，戈林被提拔为第27战斗机中队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空中战斗开始白热化。戈林与罗泽尔两人的中队常并肩作战，于法兰德斯上的激烈空战里，曾有过戈林被法军飞行员瞄准而被罗泽尔所搭救，之后后者也被英军瞄准时，反被戈林搭救的事情发生。
论及战技与斗志，戈林两方面皆受人认可，成为德军飞行员中最优秀的一位人物，还获得了“铁人赫尔曼”的别名。与容易被忽略的陆海两军相比，航空队的王牌飞行员更受到瞩目，成为全德军的明星。他们的照片于德国上市，1917年后，戈林的照片也开始出现于市场。1917年10月，戈林获颁霍亨索伦皇家佩宝剑骑士勋章以及巴登大公国的卡尔·腓特烈军事骑士十字勋章。接着1918年6月2日，德皇威廉二世为奖励戈林击落18架敌机的功勋，亲自颁发普通军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功绩勋章给戈林。一般来说蓝色马克斯是颁发给至少击落25架飞机的飞行员，但当时戈林被视为一位特别优秀的军人，故作为特例，受勋事宜很快就被予以承认。
1918年7月7日，戈林被任命为素有“里希特霍芬联队”之称的第1战斗机联队的队长，此联队第一任队长为外号“红男爵”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拥有80架击落敌机的战绩，为协约军敬畏的一位传奇人物，但该人于1918年4月21日阵亡。继任者威廉·莱茵哈特也于7月3日在阿多拉秀夫的第二届“战斗机竞技会”（新型飞机的公开比赛）中试飞D.I战斗机时因机体空中分解而坠落身亡。下一任的队长职务一般被认为将由击落数排名第二与第三的恩斯特·乌德特（62架）与埃里希·罗温哈特继任，但出乎众人意料地是由戈林被任命担任队长。
里希特霍芬联队成员有乌德特、罗温哈特、洛塔尔·冯·里希特霍芬等诸多王牌，众人起初对戈林担任队长职务并不怎么认同。不过戈林发挥了自身的领导能力，他注重与其他王牌一同合作击落敌机，而非追求个人的累计战绩。
至1918年8月初，戈林已获得了全联队的信赖，有着与第一任队长里希特霍芬相当的人望。然而随着战局恶化，戈林联队的飞行员们开始面临着补给和燃油不足的困境，而协约军的力量却逐渐增强。
1918年9月，戈林的副官卡尔-海因里希·波登绍兹在日记中写道：“（局势的）紧张也在戈林中尉的脸上表露无遗，他的容貌转为消瘦和严峻，我们全体人员亦然。”戈林指挥部队要战到最后，然而11月初，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叛变，最终蔓延到全国动乱，是为德国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逃到了荷兰。
11月1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共和政府于巴黎的贡比涅森林和协约军签署了停战协定。随后，里希特霍芬联队收到命令，要求联队飞往斯特拉斯堡向当地的法军投降，但戈林与队员商讨后决定无视该命令，反飞向达姆施塔特。然而由于天气恶劣，联队部分成员被迫于曼海姆降落，被当地的工农委员会士兵夺取了武器，联队队员只得乘卡车去向戈林报告。戈林愤怒地率领联队其余飞机一同对工农士兵攻击，还迫使其写下道歉文。之后，里希特霍芬联队飞到达姆施塔特时，故意将飞机着陆失败，把各机摔成一堆废铁，作为对协约军的最后的反抗行动。战争结束，戈林的战斗机生涯共击坠了22架敌机。
在里希特霍芬联队解散的典礼上，戈林说道：“现在的德国只剩下蒙尘的名声、被人遗忘的记录、受人嘲笑的军官，但自由、正义以及公理的力量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同企图奴役我们的势力作斗争，最终也将获得胜利。里希特霍芬联队则将会发挥它们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所具备的资质与荣耀。我们的时代将再度来临，诸位，干杯吧！为了祖国！为了里希特霍芬联队！”随后戈林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并把玻璃杯击碎，其他队员也跟着照作，并一同悲伤痛哭。
戈林终其一生都未曾忘记过他的队友们。1943年时，其中一个前犹太队员被盖世太保所拘捕，戈林随即要求将该人救出，并置于个人保护下。此外，战后他也去找了乌德特和波登绍兹，将他们昇至将官，成为第三帝国空军的干部。
纳粹掌权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给戈林在自己的内阁中担任不管部部长。2月6日，普鲁士邦政府被解散，戈林被任命为该邦的内政部长，在这职务上，戈林先是解除许多共和派官员的职务，以纳粹党人取代，还组织由冲锋队、党卫队（最初为希特勒个人的安全卫队，在这时也充任保护纳粹高级官员的护卫）与“钢盔团”（亲纳粹的右翼政治团体）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将普鲁士邦的警察组织纳粹化。
1933年2月6日，戈林任命鲁道夫·迪耶斯为普鲁士邦警察政治部门“1A课”（即后来全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前身）课长，迪耶斯当时虽不是纳粹党员，但因为做事精明干练而成了戈林的左右手。[5]
1933年2月27日，德国发生了“国会大厦纵火案”，迪耶斯迅速反应，断定为共产党人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所为，仅一天就逮捕了4,000名德国共产党党员。现今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真相依旧成谜，有一种说法是纳粹党人策划了这场火灾，其中又因为戈林的国会议长官邸与该大厦有地道连结，嫌疑很重。这种流言也传进了戈林耳中，他反驳道：“对**份子本来就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哪需要什么特殊事件”“如果是我要纵火，我会烧比较不重要的建筑”，还曾幽默地说：“如果我要烧国会大厦，那我也不会说这是共产党干的，而会用完全不同的理由。因为国会大厦的会场实在是很丑，那里可是涂满了灰泥的墙壁。”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大将提出证词，指称戈林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餐会上兴奋地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戈林并没有承认此证言。
1933年9月，卢贝等五名共产党人于莱比锡的法院以纵火犯之名被起诉，戈林以检察官人证的身份出庭，但无法提出决定性的证据，特别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审理过程中，还因为该人巧妙的有力反击，还一度令戈林失态地大声咆啸，最终除了卢贝以外的四名共产党人都宣判无罪。
1933年4月10日，戈林自帕彭手中接任了普鲁士邦总理职务，后被任命为该邦的国家代理官。
1933年4月26日，戈林接管了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第8号的一家旅馆，将其改作新设置的“普鲁士邦秘密警察”，为将该邦的政治警察统一打下基础，1A课也被吸收至此，成了该机关的核心部门，此一机关日后也就成了著名的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局长由1A课课长迪耶斯担任，戈林则自任秘密警察总长。戈林想将盖世太保机关摆脱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威廉·弗力克、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同时，也正因为弗力克提出了“一体化”政策，将全国资源与机构整合、警察机关要统一的缘故，戈林还要面对来自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挑战，1934年1月时，希姆莱已经控制除了普鲁士邦和绍姆堡-利佩州外的全德国警察机构，对戈林来说是个强劲的政治对手。
1934年4月20日，戈林采取了行动，在盖世太保局长上面新设了名为“盖世太保监查官与代理指挥官”的新职务，并把这个职位给了希姆莱，等同是将盖世太保的实际指挥权转给了后者。
直到1935年11月20日为止，戈林在名义上一直维持盖世太保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普鲁士邦的普通警察也在党卫队的压力之下转到了德国中央内务部的管辖之下（德国内务部警察局长早期由希姆莱的部属库尔特·达吕格担任，到了1936年时由希姆莱自任，此时他已是全德国警察总指挥），而戈林的普鲁士邦总理、内政部长的地位即因而萎缩。戈林之所以转移盖世太保给党卫队的原因有许多种说法，如不想因为控制秘密警察而折损自己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对于作业严谨的警察事务已感到厌烦、认为迪耶斯不够无情、无法充分发挥盖世太保的机能来压制另一个危险的政敌组织——冲锋队、拉拢党卫队至同一阵线、为打击罗姆进行准备等等的说法。
此外，戈林还在1933年4月10日设置了情报机构“研究局”，以其长时间监控政敌、国内外电报和破译密码等，此一机构在当时属世界上效率最佳、准确性最高的情报机关之一，在往后12年间制作了50万份监听报告。后来研究局因开支过于庞大而被转到航空部之下，使用空军的军费。故此研究部成员也身着空军制服。[8]
1934年6月30日至7月初，德国发生了针对由罗姆领导的冲锋队高层成员整肃谋杀的事件，通称“长刀之夜”，由戈林、希姆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相当于党卫队的第二号人物）和希特勒所主导。长刀之夜首要的谋杀对象即罗姆，该人与戈林为政治上的竞争者，不仅在争夺未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之位，罗姆还常以其控制的突击队警察来威胁戈林的普鲁士邦警察指挥权，还曾于公开场合称戈林为“反动先生”，双方关系极为恶劣。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飞抵巴伐利亚慕尼黑，召集了罗姆以外的所有冲锋队指挥官，当场亲自整肃，接着驱车前往罗姆本人所在的巴德维塞。另一方面，身为普鲁士邦总理及内政部长的戈林、盖世太保指挥官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进行了柏林的冲锋队清洗行动。戈林派出威克警察营直捣冲锋队本部，亲自现场指挥逮捕行动，将被捕的冲锋队领袖们押至大光野的普鲁士军官军校（戈林曾就读的学校）枪毙。除了冲锋队外，还有好几位纳粹党的政敌与其幕僚也跟着被杀害。不过尽管清洗活动进行顺利，但比起戈林，党卫队与希姆莱更加活跃，为抑制后者，戈林放过了几个目标，包括齐格菲·卡斯克冲锋队中将、普鲁士皇子、外交部书记官伯尔尼哈德·威廉·冯·比洛、前盖世太保局长迪耶斯（先前戈林掌握了他与冲锋队来往的证据，在长刀之夜前，戈林已将他贬为科隆的治安长官）以及德国副总理帕彭等人。帕彭起初为各地突然展开的整肃感到疑惑，前往戈林官邸要求后者向他这位副总理说明，却突然被党卫队队员挡住了去路，这时戈林插手保住了帕彭一命。戈林原先也想保留德国前总理施莱谢尔一命，不料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已抢先戈林和普鲁士邦警察一步，将其枪杀。不过另一方面，戈林与希姆莱对抗共通敌人时也不留余力，如在纳粹党中立场偏左的格雷戈尔·斯特拉瑟、曾在啤酒馆政变中逃跑的卡尔、先前阻扰希特勒夺权的施莱谢尔也死于本次行动中。7月1日，兴登堡拍了一份电报给希特勒和戈林，感谢两人在本次行动的表现。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法院将戈林在长刀之夜的作为视作谋杀，对此，后者对美军心理分析官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反驳道：“听好了，对方可是变态的嗜血革命主义集团。纳粹党在初期大吵大闹、在街上殴打犹太人、打碎窗户的玻璃，让人们觉得该党是一群地痞流氓集团的元凶就是他们。他们还打算将德国军官团、党内首脑以及犹太人加以血洗。我认为消灭他们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被杀的就是我们自己了。[9] ”1934年7月3日，戈林被任命为国家森林部长与国家狩猎部长。戈林并非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而争取狩猎部长一职。他热情地在这岗位上付出，令德国动物的滥捕和非法狩猎情况大为减少。1934年7月3日，戈林制定了《国家狩猎法》，为狩猎限制、保护与繁衍动物的法令，该法至今仍存于联邦德国。根据该法，狩猎必须经由政府进行严格的考核后许可才行，使用猎枪必须通过考试、猎犬也必须通过特定的训练，若最后猎补了超过配额数量的动物还会遭致严厉的处罚。为解除受伤的动物的痛苦，戈林规定猎人必须义务性地优先将其射杀，并禁止使用钢制补兽夹、投毒和在夜间使用探照灯等狩猎方式，对非法狩猎的惩戒也加重了，戈林的办公室里还贴有一张标语：“虐待动物的人就是在伤害德国人民的感情。”，他个人也认为一个真正的猎人不仅应该同鸟兽作公平的较量，还要关心鸟兽的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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