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母曾在老屋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相继去世了,六叔从外地打工回来,依然住在老屋里,住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遗留下的挥之不去的一种土腥味的气息里。有一次,我进了老屋,看到六叔坐在椅子上,翘着他穿黑皮鞋的腿脚,在他倚靠的桌子上,有一台老式磁带收音机。那屋里阴暗,窗户不是玻璃的,是用塑料布糊的。六叔和播音机就一起处在阴暗之中。收音机正播放着当时的流行音乐。六叔抽着烟卷,猩红的烟头和缭绕的烟雾,才让年轻的他变得生动起来。当时六叔也只有二十来岁,是个特别精神、开朗的小伙子,脸上有一层红红的青春痘。
我上初二初三时,在一所私立学校。几十个男学生住在一个三角屋脊的平房里。每天有人轮流打扫宿舍,与我一组的两个同学,其中一个有一台磁带机。那时候的磁带机已经很精致了。其他同学已去了教室,我们在宿舍打扫卫生时,他就从被子里掏出他的磁带机,每次都播放同一首歌曲,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听这歌有些忧伤,又好像含着许多力量。
这同学常坐在上铺,面朝着苍白的窗。也不说话,就那样一直对着窗口坐着。也不知道在望什么,在想什么。窗外有一些矮小的白杨,每棵小树都没太多叶子,但如果有风,依然簌簌作响。墙外就是一望无垠的麦田,无数株麦苗沉静地生长着。我们那地方穷,教育资源紧缺,要升入高中很难。我们学习压力都大。我那时候,是常去教学楼的后面,靠着墙根往地上一坐,苦心研读一本《黄冈兵法》。从没有人去那里,只有我自己。正好面前有一段墙倒了,我的视线就能跑出去,就能看到一望无垠的麦田,蒙了灰尘的麦苗依然碧绿,共同组成一种博大而深沉的生机。还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就戳在田野里,戳在我的视野里,像一把伞,一座塔,好像有什么含义,但我也说不清。我还常用木棍戳地上的蚂蚁。
还是在这所私立学校,新教学楼建好以后,从其他地方迁来一大批学生。我们把旧教室的桌椅往新教学楼里搬,我走进旧教室,看到只一个新来的女同学坐在里面。我说,你怎么不搬桌子?她微笑着,不说话,而是扶着桌子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在教室夹道中走了几步。我一看就明白了,原来她是跛脚,走路一瘸一拐的,像鸭子。我被震惊到了,她却还在冲我笑。就是这个跛足、穿白裙、爱微笑的女同学,后来成了学校广播站的主持,有一次她邀我去女生宿舍里录节目,录节目时他们播放了一首《眉飞色舞》。这歌很欢快,我外表平静,但内心激动,热血沸腾。我感觉我身体里有什么要苏醒了。
现在,我几乎一直需要音乐。听音乐成了难以割舍的习惯。走在路上时,坐公交时,工作时,午睡时,写字时,我基本一直听着音乐。人多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也听着音乐。音乐成了一种陪伴。音乐像狗一样忠诚,不会向我索求什么。音乐也像是一种乳汁,而我是没断奶的孩子。我也像是一种重度患者,要一直插着耳机给自己输氧。总之,音乐和我如影随形。
有些音乐是带着回忆的,可能代表着一个人,一件事,一个阶段,一种心情。有些音乐是多年攒下来的,已经跟了我很久,被我听了一遍又一遍,而且我还要继续听下去。也有许多音乐不喜欢,也就划过去了。走在路上,我手里握着手机,耳机插在耳孔里,音乐往耳朵里流淌,就觉得有点遗世独立,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虽然在旁人看来,我只是普普通通,走在路上的一个。甚至根本没有人会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