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不谈感情，我们都过得很快乐。

　　在工地里，穿着浅色衣服的老村长穿梭在灰蒙蒙的水泥、砖头和工人中，显得有些异类。这是他在镜头下打职业比赛养成的习惯：尽量保持整洁。

　　老村长的主要工作是给砌墙的师傅递砖。这活儿听着简单，实则需要技巧和耐心。一块砖大约5斤，一推车30块砖，他粗略计算，一天下来，大约有1000块砖从他的手里传递给骑在墙上的师傅。随着墙高度的增加，递砖演变为扔砖，这需要极大的手劲以及与师傅的良好协作。如果没扔准，砖头摔碎事小，砸到人事大。

　　刚开始，老村长还不太适应。在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像个机器人，手臂上上下下。最初的几天，他的手心被磨得通红，起了茧子，下班后胳膊几乎无法正常抬起来。但他没有抱怨，身边不少亲朋都做着这样的活计，见怪不怪。

　　他兴冲冲地前往上海，训练没几天，队伍请到了技法、经历都更老练的选手，他只好做了替补。好在，他在战略谋划上颇有自己的想法，主动请缨做了临时教练，至此踏上了当教练的路。

　　老村长至今保存着世界赛的定妆照

　　当教练后，2000年出生的老村长，有了一个新的代号：老村长。他的姿态从坐在椅子上拼杀，变成了在5个少年身后游走、观察。

　　此后，老村长前后在深圳、广州几个电竞俱乐部担任过教练，也在几个电竞学校做过指导老师。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他在成都一家反网瘾的机构教学，他经常以自己的经历教导学生要好好读书，“电竞圈子除了个别天才，大部分很难打出成绩。“

　　对成为“老村长”这件事，老村长没有过多感慨，“人家打得好，当然人家上。”他甚至认为，自己这种人能参加职业赛，原本就是一场意外。

　　作为一个农村少年，老没有太多选择。向来都是命运给什么，他就接住什么。但对于接到手的球，他有时也展现出无能为力，无法将其抛得更加高远。比如，他的确没办法成为知名选手，他入行时已经19岁，早已过了电竞选手的黄金年龄，在技法上也并非一流。

　　他曾经苦恼过，也试过一天训练十几个小时，但发现“反应就是没人家快，也没人家准。”

　　从底部出发

　　老村长幼年时，就常在农村与城市间来回跳蹿。他的父亲是一名电焊工人，母亲在成都一所他叫不上名字的厂里上班多年。小学二年级之前，他几乎都在姥姥家里度过。

　　和大部分农村的孩子一样，在他人生最初的那几年，绝大多时间都花在了一些至今想起仍觉有趣的事情上：满山野跑着摘果子、在夏天的河里游泳、在院子里玩弹珠，也和同龄小孩吵闹、互殴。

　　七岁那一年，深圳打工的父母将他接到身边，并在厂区周围的村里租下一间屋子，老村长开始了见世面的四年。他清晰记得小学开学那天，父母带他到报名处签了名，就留他一人在学校。他只记得自己在老家读的是二班，便一个人跑去二班教室。老村长回忆，当时的自己穿着姥姥给做的藏青色的中山装，说着一口川普，在城市小孩面前像个异类。

　　从小缺少父母陪伴，令老村长乐于交友。在深圳，他很快在学校里结交到两三个本地小孩。熟络之后，本地小孩们请他去网吧打游戏，一小时一块五毛钱，几乎是他一天的零花钱。

　　想打游戏却实在没钱的时候，老村长就去街上捡塑料瓶。那段时间，他熟练地翻垃圾桶、钻水沟，卖够一块五就立刻冲去游戏厅。一次，他和几个小孩照常在路上捡塑料瓶，不知怎么走到一个废弃的公园。公园一处的角落，堆满了废弃的健身器材，老村长如获至宝。从这之后，他们每天放学都从公园搬一块铁走，一斤八毛钱，通常打完游戏，还能剩下点钱买冰棍。

　　网吧上机时间结束后，老村长总舍不得从椅子上起身，他着迷于赢别人的快感，三年级的他就经常在和高年级的比赛中获胜。

　　由于没有深圳户口，12岁的老村长转回老家镇子读初中。初三毕业，他成绩不好，去了当地一所中专学习速控专业。他经常对着电脑琢磨，如何把一块圆形的铁变成一只螺丝，这就是他的专业课内容。在他看来，这远比不上游戏有意思。职中的第一年，某款竞技手游上架，老村长开始经常在课后玩这个游戏，渐渐地越来越得心应手。

　　偶然的一次，老村长在网络上加入一个代练群，一天，有群友在群里发消息寻找代练，200元从钻石上到王者段位。他接了这单，花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一天赚100元，对当时的他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此后的三个多月，他开始频繁帮人代练，也积攒了一点名气。随着单子越来越多，他产生了退学的想法。

　　2017年的春末，老村长如愿让母亲给学校的自主就业协议上签了字，回到家开始全职代练。那段时间，他的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多则五六千，已经超过村里大部分人，但仍旧免不了被指指点点。

　　在村民眼里，游戏是不务正业的，更不可能有通过游戏赚到钱的法子。只要在逢年过节或者喜丧吃席遇上，村民们就会攀比孩子有好工作，会省钱，又是多么孝顺。靠代练赚钱的老村长在乡亲们的议论声中，度过了2017年的初夏。

　　老村长的父母被流言蜚语动摇，开始敦促他去找个正经营生。

　　亲人轮番轰炸下，老村长妥协了。他去了绵阳一家酒楼工作，那里的行政总厨是他舅舅的同学，包吃包住、月薪2000元。

　　作为新学徒，老村长被打发去学习凉菜制作，前两个月，他都在切佐料。酒楼的菜品很是考究，小米辣必须掐头去尾，中间切成三段，多了少了都不行；很多饭店图方便会拍碎大蒜，但酒楼要求学徒们必须一刀刀剁碎。他要剥蒜，一盆盆地剥，剥到指甲缝火辣辣地疼，然后红肿着去切小米辣。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闻多了饭菜的味道，老村长的食欲减退不少。

　　酒楼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忙起来一天有时候只能眯三四个小时。每个月的薪水发下来，只有1800元，比承诺的少200元，而且三个月只休息两天。老村长敢怒不敢言，不想替舅舅得罪人，便忍了下来。

　　老村长在厨师资源群里看到一则招聘，独自买了一张火车票前往成都。饭店规模不大，2800元一月。店内有一道名叫鸡丝凉面的菜在当地很有名，是招牌菜。鸡丝的制作流程相当耗费人力，先用开水将整鸡煮熟，稍微在凉水里过几分钟，就要手工将鸡肉撕成大拇指长度、面条宽度差不多的鸡丝。

　　那几天，他的身上总是沾满鸡肉的腥味，食指和大拇指也被泡得水肿，有时候还会因为太过用力导致抽筋。卖得好的时候，老村长一天要手撕十几只鸡，几乎在小凳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每次服务员来后厨报菜单，他都希望不要有鸡丝凉面这道菜。只忍耐了一周，他就收拾了衣服离开，但下一份工作，依旧是他熟悉且厌恶的厨房。

　　“厨房和工地永远缺人，但电竞不一定。”这是老村长后来总结出来的，对于农村少年来讲，辍学之后，工地和饭店成了最常见的选择。

　　老村长挑了一间在上海的饭店，每个月4200元薪水，管吃住，这对当时的他而言，是相当可观且稳固的一笔收入。他撺掇了同样在成都饭店里工作的好友，一起买了两张硬卧。去上海之前，他曾听说这个城市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可惜，繁华的上海并不属于他这样的底层年轻人。

　　老板给老村长和好友租了群租房，上下铺，那间宿舍一共住了七八个人，有外卖小哥，也有工地工人。这样的宿舍环境，已经是他争取来的了，第一次看房时，老板直接把他领进了一间挤着十几人的半地下室，他站在门口就看见地上满是槟榔、烟头，泛黄的墙壁上有明显的淌水的痕迹，厕所的门关不上，掩着一半，飘来令人作呕的味道。

　　他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小屋里炒龙虾，夜班，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四点。夏天太热，他就把上衣脱掉，“但不能脱裤子噻！”他清瘦的身体在几口大锅之间穿梭，烟雾迷得他睁不开眼，还没炒上两个小时，裤子就已经被汗水浸透，“能拧出水来。”

　　老村长自诩乐观豁达，即便在17、8岁的年龄吃这样的苦，也鲜有怨言，换工作也从不和父母商量。有一次，他从店里下了夜班，和两三个同伴一起回宿舍，遇到暴雨，他们没有伞，只好找塑料袋罩在脑袋上。回宿舍十几分钟的路上，少年们把雨水踩得劈里啪啦，慌忙的步子像是在逃难。老村长藏在塑料袋下的眉毛皱起来，鼻头也酸起来，他毫无预兆地在雨里闷声哭出来了。

　　2018年的夏天结束的时候，在厨房摸爬滚打了一年多后，老村长领了薪水回到德阳，他发誓不会再从事这一行。

　　老村长曾经搬砖的工地

　　老村长躲回乡村的房子，重操旧业做游戏代练。冬天，家里没有暖气或空调，他把手放在暖水袋上打游戏。夏天，蚊虫飞舞盘绕，每一把游戏结束，他就会花一段时间抓痒，腿几乎被叮得体无完肤。没多久，他认识了一些主播，由于技术精湛，也有了相对稳定的客户。

　　但在村里的亲戚眼中，老村长依旧是辍学两年吊儿郎当的小伙子。

　　被要求去“务正业”的剧情再次上演。2019年春节后，老村长去了老家附近一个养猪场赶猪。他只有一米六八，不到一百二十斤，有些大猪能高到他肩膀的位置。赶猪上车的时候，每十头一批，这是个需要眼疾手快的活儿：十头猪都上车后，要在它们中间任意一头回头之前，把车厢门抵住，“有个什么效应来着，反正一头猪回头的话，所有的猪都会回头。”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真就发生了一次。那次，一头猪突然带动全车的猪回头狂奔，站在赶猪台上的老村长下意识地想躲在一块一米多高的墙后，但他没想到，猪把墙挤塌了，他被压在废墟地下，被刨出来后，胸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喘不上来。

　　猪场主吓得“啊呀啊呀”地叫，以为要背上人命官司。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告诉他，靠近肩胛骨的地方断了一根肋骨，“不疼，养几天就能好。”

　　2019年的春天，老村长伤愈出院，他开始参加电竞的城市赛，变成一名职业选手。进入到一个有粉丝欢呼、有聚光灯聚集的行业，他发现很多东西都变了。

　　从前，他在厨房也好，工地也罢，待遇、薪水都靠口头承诺，从没签过合同。当教练第一次拿出两份合同给他的时候，他看着厚厚两本合同陷入了慌乱，翻了几页发现看不懂反而安心下来，“想都没想就签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份合同是三年制的，如果自己违约辞职或者跳槽，都要付1000万的违约金，那时他的薪水是3000元。

　　有时老村长觉得工地反而更纯粹。工地没有合同，但有人情、信任和拳头。如果将老村长的经历浓缩进一份简历，就能轻易看见他在聚光灯下和工地、厨房里来回游走的步伐。

　　2020年后，老村长辗转各种培训班做教练，每逢两份工作交替之间，他都会在工地过渡一段时间，有时是半个月，有时长达两三个月。作为过渡性质的工作，他也毫不含糊，从不偷奸耍滑。

　　他清晰地认识到，工地里漫天弥漫的粉尘，或许才是他这样的农村少年生活的常客，舞台上闪耀的灯光仅仅是生活的小插曲，那些都过于虚幻。

　　2021年，老村长去成都一家电竞培训班教学，这次他有了新的作用——劝退。春季班和暑期班的学生最多，有四个班，一个班大约三四十人。班里大多孩子和他当初一样，读书读不进去，想做职业选手。不同的是，这些孩子的父母，舍得支付高昂的学费，将孩子们送到这里来培训，目的是让孩子们意识到电竞职业之路的艰难，从而早日放弃。

　　“电竞选手是在镜头下，但离明星远得很。”在老村长的记忆中，送来的孩子们确实鲜有天赋异禀的，也都谈不上努力，“让他们一天练11个小时，根本扛不住。”他常常调侃自己的学生：“你们哪里是玩游戏，是游戏玩你们。”

　　很多孩子在入学后很短时间内就选择退学，有的是一周、有的是一个月。当爱好变成需要争夺的碗饭，很少有孩子能够在其中找到乐趣。培训班一天训练十几个小时，有的孩子会在手边放一个小风扇对着手机吹，由于长时间训练，手机屏幕烫伤手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退学的孩子们，回到学校踏实学习，这个培训机构被很多媒体报道为“电竞劝退班“。老村长说，这并不是他们的初心，而是扛不住后要退学的孩子实在太多。

　　突然间承担着育人的责任，老村长越来越像个老师了。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想给孩子们树立一个榜样，也经常拿自己做反面教材，鼓励孩子们回到学校读书。他告诉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敢于尝试是好事，但悬崖勒马也很重要。

　　老村长动动手指就打败这些孩子们，然后劝他们迷途知返，他常在课上对他们讲：“电竞并不是一个谁来了都能成功的地方，你们连我都打不过，就不可能打职业。要知道我在职业选手里，各方面都很一般。”

　　不少孩子退学后，都考学顺利，家长们常常给老村长发来喜报。

　　老村长还给女队当过教练，这个消息传出去后，不少电竞圈内好友开玩笑：“还缺扫地的吗？”但老村长只在意女队员们能否不要在训练室里抽烟，他立下一条规矩：在训练室抽烟抓到一次，扣200元。

　　电竞圈子里的少年们，可以大体分为两类：富二代和老村长这样的。这两种人，老村长身边都有，很多富二代的生活方式超出他的想象，比如可以一夜在KTV消费六七千元，也有很多像他自己这样出身的贫苦的少年，被聚光灯晃了眼，生活习惯会潜移默化发生一些变化。

　　原本谦逊随和的少年们在小有名气之后，突然变得脾气暴躁、我行我素，都是常有的事。作为教练的老村长，有时会劝告对方小心行事，告诫：“我们不是明星。”

　　老村长正不竭余力地攒钱，他此前薪水最高的一份工作是7000元出头，他靠着节省，已经攒下十来万。他说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大目标，没办法成为有名的电竞选手，但也不想继续在村里生活。

　　今年四月底离职后，老村长一直在寻觅新的工作。好消息是，有两家学校的电竞专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家是中专，在重庆；一家是大专，在德阳市里。

　　薪水倒是差不多，他去两个地方考察了一番，还是选择了后者。“重庆那个太偏了，点个外卖配送费比饭还贵。德阳那个离家近，还是个大专。说出去也算是个大学老师。”

　　月薪8000元，住宿在学校，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老村长打算多干几年，将来最好能在成都买下一套房，实在不行的话，德阳也行。然后，买一辆车，行驶在家乡的公路上。

　　老村长清楚，自己随时都可能回去搬砖。

十八 老村长

十八老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