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立了中央官学,并以国子学来统摄六学。同时还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并礼遇其后代。在此基础上开始在国家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礼制,借助礼制来治理国家。 [98]
隋朝灭亡后,李渊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在《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中,他令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这些奉诏修史的群臣皆身居要职、文名极高,由他们修撰的魏周隋梁齐陈史,使得大批史籍得到了整理和保存,不仅对于唐朝的封建统治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对于后世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也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107]
除此之外,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111]
宗教
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而禅位,故没有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103]
民族与对外关系
李渊汲取了隋亡的教训,认为历代之所以对周边化外之民采取“怀柔”“羁縻”之政策,是因为华夏与四夷各自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其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确立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国家一视同仁,避免冲突,为李唐政权的巩固与建设赢得了时间。 [98] [95]
突厥
自北周以来,突厥汗国势力日盛,控弦百万。唐初,突厥为了称霸中原,极力扶植操控各种中原政权,如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成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 [95-96] 李渊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选择对突厥称臣,以求得和平的外部环境。
高丽、新罗与百济
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