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

经济

劝课农桑，厉行节俭

隋末兵乱迭起，致使田亩荒废，百姓饥馑。天下统一之后，李渊便下《劝农诏》，要求州县牧宰对民众“明加劝导，咸使戮力，无或失时”。随后，唐廷相继颁布一系列诏令，以辅助农业生产，如《罢差科徭役诏》《申禁差科诏》等。通过此类诏令，唐朝将“蠲减徭赋”“不得差科”等作为日常化管理制度予以确立。为避免臣民因沉湎酒醪欢娱而大行屠酤，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耕牛数量减少，李渊发布了《禁屠酤诏》以提倡节俭、禁行屠酤 [109] 。 [107]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98]

为了避免征求不息使百姓不堪重负，李渊以身作则，厉行节俭 [110] 。为节约财政开支，减轻隋末以来京城寺庙道观因结构庞大、人员芜杂造成的资源浪费，李渊诏令澄清释迦、阐教。有感于隋炀帝的巡幸过度，遍建离宫，广采民女，糜费繁恣的情况，他还颁教将“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 [108] 。 [107]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的颁行，武德年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07]

赋役制度

在赋役制度方面，李渊主要延续了北魏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李渊初定租、庸、调法。当时因战争而未真正实施。随着天下一统，社会形势渐趋稳定。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 [51] ，开始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 [98]

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的赋役制度，从国家角度讲，它为征税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在唐代前期扩大并稳定了国家税收，有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从民众角度看，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负担。由此可见，李渊在位之时创立的租庸调制适应了隋末唐初现实社会，成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 [98]

币制改革

唐立国之初，仍然沿用汉代以来通行于世的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为整治混乱的币制，李渊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时人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一度使“远近甚便之” [52] 。贞观年间仍继续沿用开元通宝，高宗时一度改铸新钱，最终复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使用，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它在钱币铸造的形制、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 [98] 文化

文教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鉴于“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李渊提出“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