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16)

名称：川滇黔战争；发生时间：1917年；地点：四川成都；参战方：川系军阀、滇系军阀、黔系军阀。护国战争结束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为了“强干弱枝”，削弱异己力量，下令“收束军队”，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出省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护国战事发生以来新扩充的军队。段祺瑞拟就一套裁兵计划，全国陆军规定为四十师，每师一万人，另编二十个独立旅，每旅五千人，合共五十万人。此外，各省可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二百营，每营五百人，合共十万人。北京政府的裁兵计划，实际上只是要裁减南方军队。南方军队当然听命于北京政府。这个裁兵计划却直接导致了川滇军阀之间发生的1917年“刘罗”之战。蔡锷离川后，滇军将领罗佩金、黔军将领戴戡分别担任了四川督军和省长。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发表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领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那时，川军已编为五个正规师。罗佩金所率进入川省的滇军编为两个师，戴戡所率进入川省的黔军编为一个混成旅。护国战争后，在川的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滇军在川已编为顾品珍、赵又新两师，还以贾紫绶为四川督署卫队团长，增设兵工厂卫厂营、造币厂卫厂队等，又在滇招募徒手士兵七千人来川。这样使入川的滇军总数达三万人左右。此外，护国军银行迁往成都，以云南大资本家李临阳为总经理，大量发出富滇银行钞票，吸收市场的银元、黄金；又握川南盐税，先后提取数百万元。大批滇人出任各级地方官吏。例如，罗佩金对军署、省署的人事作了引人注目的更动：委韩凤楼为四川讲武学堂校长，以修承浩代尹昌龄为民政厅长，以杨宝民代邹宪章为财政厅长，以雷飙代嵇祖祐为全省警务处长，委赵又新兼永宁道尹。川军刘存厚部曾参加护国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护国战争后，川省大权落入滇、黔外籍人士手中，因而刘存厚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北京政府要各省“收束军队”，甚至有“将蜀军队遣七留三”的安排。而川省财力有限，仅1916年四川各项军费开支达一千三百万元，比“核定预算，已超越一倍有余”。川省财力很难继续供养这么多的驻川部队。于是罗佩金决定裁军，然而他的裁军计划是要把段祺瑞的“强干弱枝”改为“强滇弱川”。这是适应唐继尧向四川扩张的需要而拟订的。1917年1月，罗佩金与由北京派来四川的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军费由中央负担。随后，北京政府核准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师一旅，在川的黔军改编为一混成旅一独立团。这样，不仅滇、黔军队编为中央军，取得了驻川的合法地位，而且饷银亦优于川军，滇军每师饷银为一百二十万元，川军每师才八十万元。段祺瑞表面上支持罗佩金的裁军计划，实际上却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法。罗佩金以为有了北京政府的支持，乃于1917年4月召开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罗佩金在会上宣布，北京同意将滇军编为一师一旅，黔军编为一旅一团，番号是国家军队，饷械由中央负担，享有国家军队的同等待遇。川军则编为地方军，三个师一个旅，番号是四川陆军暂编第某师或某旅，没有与国家军队的同等待遇。川军现有五师，先自缩编，做裁并的准备，去特科，只留步兵。罗佩金早已担心刘存厚会反对这个裁军办法，因此在会前他就密电请段祺瑞政府将刘存厚调往北京，另行安排职务，而保荐滇军梯团长（旅长）刘云峰继刘存厚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职务。段祺瑞回电予以核准，但调职的命令却迟迟不发，段还以参陆办事处的名义把罗佩金的秘密计划密告刘存厚，煽动刘进行反抗。密电甚至还说，罗佩金要求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企图借此进一步煽动全体川军将领进行反抗。罗佩金为了杀鸡吓猴，先从实力较弱的川军第四师开刀。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滇军系统，但自调任川军师长以来，就渐渐靠拢了川军将领，与罗的关系日益疏远。罗乃下令将该师缩编为一个混成旅。陈泽霈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及一个团，并要求发清欠饷，这实际上是拒绝执行缩编命令。罗佩金乃于1917年4月初第二次下达命令：“照得川省军队过多，亟应收束，前经本督统筹规划，分别办理，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命令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将所部一师裁为步兵一旅，并按照改订四川陆军暂行编制，将所有兵额分别裁汰，统限于三月十号以前一律办竣，所有退伍给奖证书、奖章、奖状以及该师恩正各饷，均经先后核发承领在案。乃逾限日久，该师裁编事宜仍未办理完竣，实属延玩已极。裁兵关系要政，万难任令迁延，应将该师长立予撤任。该师所辖部队及一切经手事件，即日交由第七旅旅长卢师谛接管。此令。”罗佩金下令以卢师谛接管第四师的同时，于4月15日将该师在省城部队集合在成都市区皇城内，全部缴械，并扣押了师长陈泽霈、师参谋长周绍芝等人。该师在省城外的部队，亦被包围缴械，勒令解散。罗的做法引起了川军的不满，川军一、二、三、四、五师师长联名，以刘存厚领衔发出通电，指责罗佩金“强滇弱川，编遣不公”。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一千余支、子弹十余万发来省，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将人械一并扣留。当场滇军死十余人，余均被禁闭。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过成都通惠门，刘存厚又下令开枪射击。这样就引起了在成都的川、滇军开炮互击，而双方都指责对方首起衅端。罗佩金指责刘存厚“派兵围攻军署，弹如雨下，全城震惊”；继又通电说，刘存厚部进攻军署，“纵火烧及商民数百家，全境蹂躏，川局糜烂”。刘存厚则反唇相讥，指责罗佩金迫使川军第四师缴械，“更生擒千数百人，杀于新东门等处以示威，累累陈尸，万目共睹。穷凶极恶，万古无传。川军闻之，发指皆裂。而罗氏犹以为未足，更欲斩草除根，于本月十八夜，分兵三路，一路由武备街袭击本军司令部，一向羊市街，一绕通惠门，夹击二师炮团。又有先期藏匿少城滇籍军官家内之便衣士兵，同时突起，八面围攻”。这天，成都巷战发生，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罗”成都巷战正式爆发。这是护国战争之后西南军阀之间的第一次混战。这次战争的双方都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使人民群众遭到巨大的灾难。4月19日，滇军顾品珍师王秉钧旅派兵焚烧皇城周围民房（贡院街、三街北街、皮房街、东西皇城边街、东西御河沿街、永靖街等处）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皇城上滇军还发射烧夷弹，机枪步枪交织扫射，禁阻警察前往救火。一时黑烟蔽天，红焰照地，人民奔窜，哭声载道，数百家房屋顿成灰烬。刘存厚部为诿罪滇军，亦派士兵数百人伪装滇军，戴上红边军帽，伙同流氓地痞分头放火，抢劫财物。火势一直延烧到4月22日。滇军赵又新师第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后来回忆说：“王秉钧在督署被围时，不预先通知人民迁移，就放火焚烧皇城边的民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其营长李正芳任意捕人，将善良男女老少也带上城墙，用武力戮死，推倒城下，真是民怨沸腾，哭声震天。”有人还称这“可谓三百年来未有之惨剧也”。滇军两旅分路猛扑刘存厚军的防线，企图占领北较场刘的军部。川军拼命阻击，白刃肉搏，双方都有严重伤亡。滇军未能按预订计划占领北较场，只得退回原地。其时，川、滇两省议会亦互相指责。川省议会通电说，此次战役，“经红会调查，人民惨被焚杀、击毙、受伤者，约千余人。飞灾奇祸，实数百年来所罕见。窃此次肇衅之由，原因复杂。推原祸始，罗督实为厉阶。川军固当裁汰，但能开诚布公，宁有阻力？”滇省议会则通电声明，刘存厚叛攻川督，“称兵犯上，侮蔑中央，弁髦法令，恣意捣乱，妨害国家，罪恶贯盈，令人发指”。入川的黔军则保持“中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经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调停，双方停战一日。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当日，北京政府电令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去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改任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饬令停止战斗，来京供职；令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4月21日，罗佩金将督军印信送交戴戡，表示愿意交卸。22日，在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当晚双方又发生了战斗，互相指责对方违背条约。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张习来川查办，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大总统黎元洪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佩金愿意遵令卸职，但川军仍攻督署。黎元洪乃下令罢免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听候查办。命令说：“兹据戴兼督电称，刘存厚于中央停止争斗之令，置若罔闻，仍攻督署等语。崇威将军刘存厚着即免职，听候查办。所有在省川、滇各军，责成该兼督严饬各该管官长即日开拔出城，分别驻扎，懔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其时，滇军赵又新部金汉鼎团在简阳、资阳间被川军所阻，无法西进支援罗佩金。罗佩金乃于4月24日率领滇军由东门退出，次日刘存厚率川军由西门退出。其后川、滇军继续互相指责，但两军在成都已脱离接触；在省城外两军虽有接触，但规模不大。总的说来，“刘罗”之战已停顿下来。罗佩金率领滇军一直退到自流井、富顺一带。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在三千人以上，财产损失达四十七万余元，房屋烧毁七百八十户，被抢劫的达一千一百九十四户。北京政府财政部曾拨款十万元、总统捐款二万元，以为救灾之用。有的记载说，这次战争，“计焚烧民舍三千余家，民死者六千余人，,财产损失达亿万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