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写信

唐涵走了，我把他带回来的耳塞收好在抽屉里，楼上叮叮砰砰地响，我去门口排队买早饭。早饭通常是一罐豆浆两个包子。豆浆一块五一杯，包子是一个酸菜馅儿一个豆腐皮馅儿，一个包子两块。我给老板娘十块钱，但老板娘总是喜欢少找我一角五角钱，有一次甚至少给我一块五。但我捏着手心里找回来的零钱转身就走，我是害怕看到老板娘那副戏谑的表情和周遭发现异样的客人惊诧的眼神。我想让他们以为我只是粗心大意而已，所以从来不数老板娘到底找了多少钱，而不是我明明知道少找了钱，却因为胆小怕事——或不仅仅是胆小怕事，只是因为说不出口——所以灰头土脸地吃这个哑巴亏。

我把热腾腾的早点揣在怀里，坐上了公交车。

然后把格子围巾尽量拉上脸，只露两只眼睛，车摇摇晃晃地开了。

我在车上最怕碰见认识的人，那样我会尴尬死的。我不知道怎么和认识但不相熟的同学坦坦荡荡地打声招呼。通常只是装作看不见。但罗旭算是最另类的那种。我们偶尔在车上遇见，不知怎的他总是一眼就能看到我，然后跑着跳着在车厢的另一边挥手高叫道：“唐迟！唐迟！哎，这儿！这儿！”

半个车厢把头扭来扭去地看我们俩。而罗旭肯定要在一车人的白眼和低声咒骂里推搡着挤过来，然后站在我旁边问我：“昨天数学作业，哎，到教室借我抄抄。”

他可能是我在班里最熟悉的人了，但我们依然没多少正儿八经的交情。我们甚至没有几句攀谈。大多数时候都是他一个劲儿地在那儿讲话，我或是点头或是假装没听见，他就拿手戳我的肩膀，说：

“大小姐，您听见我说话了么？”

我点点头，或者不点头，只是抬头看他一眼，我相信那眼神里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可有的。

罗旭就折开目光，百无聊赖地趴在桌子上继续唠唠叨叨，要么说一句“没意思”，转头就跑到教室后面骑在他哥们的背上，几个男生笑闹作一团。

其实我有时候是很羡慕罗旭的。他虽然文科成绩一般，英语语文总是在及格线边缘打摆。但他那种随时随刻都能笑出声的自由真的让我嫉妒。在我的平凡无奇的生活中，很少有东西能让我笑得那么纯粹，那么开心。而或者说，这样的东西有很多，但我只是自己没有那种开怀大笑的能力。罗旭经常调侃我说，难怪你脸上干干净净地一点儿皱纹都没有，你就是不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眼角的鱼尾纹，然后把一张脸凑过来。我拿书一挡，挡住他的脸也挡住自己的脸。什么干干净净啊，我心里想。我脸颊上的密密麻麻的雀斑，还有额头上的青春痘，它们远看不明显，近看却显得那样难看。罗旭怎么会知道呢？鱼尾纹算什么，我要是没有雀斑和痘，我宁可满脸满身长满鱼尾纹。然后下课铃声响了，罗旭飞一般地收拾好书包，在我旁边小声说：“好同桌，值日就靠你了。”我什么也没说，罗旭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都习惯了，两周轮一次的值日，罗旭必然要逃掉，剩下我一个人，等到大家都走了，把黑板上粉笔布置的作业擦掉，把全班的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桌椅都摆齐，然后去水房拎一大桶水晃晃悠悠地走回教室，再去擦玻璃。每个奇数周的周二，我都是这样一个人打扫卫生，一个人包揽虽然辛苦，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无人打扰。我经常在擦完玻璃把脏水倒掉之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出一个牛皮纸的本子出来写写画画。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大都是写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信，开头往往都是：小青，你好。致每一个失眠的人、讨厌的橘子，你好、不开心的人为什么不开心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写给不开心的一封信等等——可能这也是我唯一的爱好，虽然这爱好实施起来看上去支离破碎，没有逻辑和语序，但我就是乐在其中，更准确地说，我是享受写信带给我的一种安全感。我很少记录自己真实的生活，也不写日期，因为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相同的一天，实在没有必要区分今天是一号还是二号，是星期三还是星期五。我只是在心血来潮、或是思绪飘散的时候写一封不会寄出去的信，我甚至不知道收信人是谁，对方只是一个我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的名号。比如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