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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兰比我大四岁，坐在教室的西北角。她没有同桌、无固定组别归属，和独坐在讲台正前方的我同是“例外”。

这世间，大多的“例外”和“例外”其实总是有些相通之处的。坐在讲台正前方便于被老师们时时照应的我心里头并不痛快，坐在西北墙角里无人问津的福兰当然也是显得十分惨淡，可是我觉得我们同样地都缺乏拒绝的能力。

毫无疑问，课间活动才是孩子们最欢快的时候，但生机一向爱和喧嚣作伴。比起空旷处聚集着围作一圈儿玩个“丢手绢”，我则更热衷于一个人在教室后头的阴凉地里逗逗“豌豆虫”（潮虫，西瓜虫）、翻翻“蚂蚁卵”……

福兰从教室的内墙角蜷缩到外墙角应该已经有些日子了。一头枯黄稀疏的头发和她座位四周零落得不成形的高梁苗笤帚有得一拼；脖子、手腕、脚踝处露出来长期堆积的污垢居然就在肌肤上裂出了纹理状；瘦黄的小脸只比那地头的苋菜叶片儿大上点；一双深陷的眼窝衬得颧骨尤其突兀。

人类群体的排他性到了佘家庄的孩子们这儿，被完整地从先辈祖宗那儿得以继承，只不过表现得更加直白干脆；且“排斥”与“被排斥”的缘由、过程、状态会一直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变化，丝豪不比他们爹娘老子们的逊色，总也不停地缠绕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得失、权衡算计在里面。

我总算在杂草丛里觅得了新的乐趣。一只小田鼠被破砖烂瓦堵得无路可逃，陌生的狭窄逼仄的空间让它顿时失了分寸。

我索性盘腿儿在地上坐着，顺手拔根狗尾巴草去挠得它团团转圈儿，和你追我赶的“丟手绢”竟有些相似。听着它“吱吱”口里头叫唤得慌，心里便觉着渗来了些许胜利的快意。

游戏总是能潜在地促使孩子们不断产生新的认知，我固然也算不得例外。那些诸多关于圈里、圈外、追与赶、自觉和强迫的概念，看似不经意却又及时地在心底里萌芽了。

见我招了手，福兰显得有些意外。她拖着她那双露脚指没后跟的大布鞋挪了过来，离得还远却弯下膝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我最是见不得这种古怪，立刻把一旁圈子里的小田鼠忘得干净，“福兰，你怎要跪上哩！”

“我奶奶说我娘是个‘笤把星’，才嫁过来便克死了我爹。可我娘背地里却说是肚子里怀上我，我爹才死的，便扯着我一道儿跪牌位。跪得多了，膝盖就弯了……”福兰前倾着身子去看那圈里的小田鼠。

福兰其实是个没“福”的，她爹没等到她从娘胎里出来就过了世，照着佘家庄老辈子给娃儿取名的规矩，她是遗腹子，取“腹”音，便轻易得了这个“福”字；没等过了他爹三年的满坟，福兰娘竟不管不顾私自扯了头上的麻绳脱了孝，趁着一个黑天腋下夹上个包被自己就进了村东头光棍放匾的门。

按说娘儿俩一个庄子上住着，多少该是能得些照应，可那放匾在佘家庄却算个搬不上台面的。但凡娘儿俩私下见上了面，村东头的破茅棚到了黑天里指定是传出来好一顿拳打脚踢。

左邻右舍的听得不忍，各自躺被窝里长吁短叹、伤怀感慨一番，终也没有敢上门去拉劝的。

佘家庄里头有个神奇的词叫“穷狠”，用在放匾这儿挺是合适。或者还可以换个通俗一点、长一点的说法叫作“好汉就怕个‘没槛精’（蛮横不讲道理的无赖泼皮），‘没槛精’还怕个‘不要命’（无脑，不怕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