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出院了——她的腋下插着透明引流管，浑身浮肿虚弱，看上去随时可能刀口感染。
“为什么不多住两天？” 我问。
“床位紧张啊，外科病房让你住个三五天就不错了。” 爸爸一边给净水器滤网换芯一边叹气，后脑勺的白发似乎又茂盛了一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叹一口气，继续靠在流理台上打鸡蛋，心里发愁晚上给妈妈做什么饭好。
韩俞菀怕我想不开，每隔两天就和我微信语音通话，这一天打来时我正戴着袖套使劲爆炒土豆丝。
“你干啥呢噪音那么大？”
“炒菜！” 我弯腰朝免提的手机大喊，“你可真会挑时候！”
“你还会做饭？给我煮泡面不是都差点炸了电磁炉嘛？”
“那是以前！不说了再说土豆丝也要糊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疫情地图上浙江红了，河北红了，广东红了，武汉紫了。一座座城市在方方正正的屏幕上枯萎死亡，像不断扩散的癌细胞——不可预知，不讲道理。
妈妈在家没待几天就去化疗了。尽管腋下的刀口还在以一天不低于25毫升的速度流着脓水，一条胳膊因为皮肤下肆虐的淋巴液完全肿胀，护士站一个电话打来，她就又踏上了往返医院的日子。
化疗的第一天是个星期一，爸爸得去上班，于是我陪着妈妈去医院。
清晨的楼道里灌着风，飘来一股邻居家常年在门口供香的沧桑味道。我紧了紧衣领，抬头看向黑暗中的红色数字。电梯从二十六楼缓缓往下降，在二十三楼停下。我牵着妈妈走进去。
小区的电梯里坏了一个灯泡，角落里闪烁的灯光下立着一对紧紧依偎的男女。我抬起眼皮随便扫了一眼，在看清人脸的那一刻瞬间石化——刀刻般的双眼皮下，那对清明的瞳孔分明属于给妈妈做手术的李主任。
在病房里，我曾亲眼见到这双眼里毫无感情的目光是如何快速扫过妈妈的身体的。我不可能看错。
李主任的左边是一个一身潮牌、挽着他胳膊的年轻女孩。她并不是我在医院办公室偶然见过的同为肿瘤科医生的主任夫人。
我急忙扫了妈妈一眼，她正低着头闭目养神，不像发现了什么的样子。
“老公——” 余光中那看起来没比我大多少的女孩开始软乎乎地朝人撒娇，我连忙大声咳嗽了两声，吓得她捂了捂口罩，不敢再说话。
“怎么了？叫你多喝水你不听。” 妈妈睁开眼瞪了我一眼。
在她开口后电梯里仿佛更安静了，坏掉的灯泡滋啦啦直响。我不知道这位婚内出轨的主任认出我们没有。
应当不会吧？我忐忑地想。病人那么多。
寂静中只听“叮”地一声，一楼到了。我逃也似的拉着妈妈蹿了出去，闯进一片浩荡荡披挂着的寒冷朝霞。
医院的化疗室也在肿瘤外科病房，只不过是另一栋楼里的肿瘤外科病房。我直到此时也不大能搞清楚这医院的诡异结构，为什么住院部里有外科内科和手术室，为什么同一科室的病房在不同楼里。
妈妈说，医院是拆过一半重新建的。
“你出生的那栋楼现在已经改建成居民楼了。上次我来看，阳台上晾着秋裤呢。”
行吧——我走在连接门诊楼和外科楼的玻璃连廊上，心想。世界如此混乱，多一座医院也不奇怪。
外科楼里的病区显得比住院部苍凉许多。冷硬的电梯镶嵌在石灰色的墙上，两个身穿云团般的防护服的护士坐在木桌子后面，桌上摆着登记表、健康宝二维码、医用酒精、笔、破破烂烂的蓝色文件夹。桌子后面就是病区玻璃门，门后寂静无声，病人踽踽独行，护士脚下生风，有如默剧。
“家属在外面等着，病人来签字。” 防护服后的面孔模糊不清，仿佛连声音都被削弱了。
我握着妈妈的手，陪她做完登记，目送她一个人推开玻璃门，成为名为“化疗”的情景剧的一部分，瞬间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空虚和无力，于是坐到玻璃门对面的塑料椅子上发起了呆。
清晨八点半。
我前一夜失眠到凌晨三点，这时候困得连血液循环都慢了，手脚凉如同冰柜里的冻肉。一想到坐着打盹免不了仰头脖子疼，我只好从包里掏出走之前带的书，随手翻了起来。
那是一本海南文艺出版的张爱玲散文集。我看着手中复古的浅蓝色印花封面，一时有点迷惑。我记得我是想从书柜里拿那本从高二就没看完过的《基因组革命》，怎么就……
我突然想到在住院部三层的那个同样冷得不像话的早晨，柏倾说：“我办了个民国研究社”。
柏倾。又是柏倾。
算了——我认命地想，努力把那张扰人心神的脸从脑子里赶出去。反正闲的也是闲的，张爱玲就张爱玲吧。
我随手翻开一页，读她写的《中国的日夜》。我不懂文学，但那真是篇好文章。她写“大黄的叶子……经过天的刀光”，写“这世界的尘埃真是越积越深了”，写“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
“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我揉揉眼睛，学着她的样子观察起身边的人，中国人，中国病人。
坐在这里的病人和家属基本上都是些中年男女，女人居多。托着腮的，摸着头的，翘起二郎腿抬头盯天花板的；头发花白的，戴着帽子的，头顶一片收割过的麦地的，发丝稀落如同火云邪神的；穿着灰土色呢子衣的，裹着荧光色羽绒服的，毛衣从下摆露出一截的；握着手机的，盯着检查报告的，捏着X光片的两角迎着灯发呆的……
没有人说话，即使是一家人也不说话。忧愁像滤网中的泥沙一样滑溜溜地坠着，然而静谧却并不是那更鼓声中沉淀下来的底色，而是在疾病的重压下添了那一样所有人都惧怕的，无处不在的瘟疫。
四处都是假面，四处都下沉。
在这样统一得可怕的忧愁和静谧中，一个年轻女人突如其来地点亮了我的视野。她穿着洗得发旧的藏蓝色薄羽绒服，齐耳短发上是一顶优衣库风格的米白渔夫帽，坐在我左边两个空座位外的椅子上，正把iPAD垫在厚笔记本上靠着扶手安静地看电影。
我只一眼便看出，那是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屏幕上夜色涌起，千寻正拉着白龙的手在桥上憋气。看电影的女人伸出食指调高了亮度，iPAD下宽出一截的笔记本封皮被微微映亮。我推一推眼镜，看到那封皮上写着几个大字：北京新华社。
于是我干脆合上张爱玲，有一搭没一搭地往旁边瞟着看完了整部电影。
电影演至尾声，千寻的发绳闪着神灵般的微光，汽车开出郁郁葱葱的丛林，天空高远，草地碧绿。病区旁边的电梯又一次轰隆隆地开门，挤出几个来做化疗的病人；年轻女人“啪”地放倒iPAD, 回头直勾勾地看向我。
目光相触的瞬间，我不自在地愣了一下，却忍不住笑了笑。
“千寻是部好电影。” 我小声说。
女人似乎没想到我会主动开口，原本防备而责怪的目光瞬间柔和下来。她仔细打量了我片刻，回身指了指我大腿上的书：“张爱玲也不错。”
我捏着页脚傻笑起来。
“你也是来等化疗的？” 她干脆把iPAD收到帆布包里，沉静地开口问我。
“不是，我陪我妈。” 我抬眼看了看玻璃门后。没什么动静。
女人沉默地点了点头，掏出手机快速下拉页面，时不时打开笔记本匆匆记着什么。
大概过了十分钟，她突然放下笔抬头问我：“你周围有没有武汉的朋友？他们那边现在怎么样？”
我想了想，点头：“有个同学疫情前去湖北玩，现在困在那了。天天在酒店里待着，有人给送饭。”
她一挑眉：“大学生啊？”
“还不算，下学期的新生。”
“那快高考了？”
“没，我国际部，申请的美国本科。下个月就放榜了。”
“哦，” 她点点头，眼神又在我身上走了一圈，眼里涌上些许笑意：“那祝你录取结果得偿所愿。”
我重重地点头。这种来自陌生人的真心祝愿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令人心生暖意。
没过多久，木桌后的护士拿笔敲了敲桌面，大声喊了一串病人的名字。女人提着帆布包起身，回头向我很快地挥了挥手。
在她也没入那扇冰冷的玻璃门后，我才突然想起来，自己忘了问她：你是记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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