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深了，往山上去的寒风总归是有些刺骨的，老胡还不允许我过早地去穿过冬用的薄棉衣，所以我就只是穿件粗布编的长袖单衣——还是麻婶送我的。

　　我之所以终于能有一件完整的衣物了，是因为有次麻婶拿着织好的衣服上街去卖，结果因为这件衣物颜色很花，被发现是用旧布拆的线缝的，以至于从前一抢而光的摊子，这次却留了一件没卖出去。麻婶回来的路上，瞧见了在挨家挨户要饭的我，就把这单衣送我了。我是很乐意的，因为我早就眼馋麻婶织的衣服了。

　　麻婶家有全村唯一一台的缝纫机，是祖传下来的，麻婶也很懂那祖传下来的手工，缝的衣物结实、耐穿，是全村人都羡慕穿的，但是几乎都是要拿去卖的，就算是她的孩子们，也只是人手仅一二件而已，都要穿上好几个季度去——

　　麻婶家是很拮据的，有三个孩子要养活，棉花在镇上卖得很贵，所以三个孩子的棉衣也是薄薄的，厚棉衣皆是要提到镇上去卖，舍不得穿的。

　　我那件留着过冬的薄棉衣，也是麻婶送的。麻婶虽是非常舍不得的，但是她大抵是关注到了我冻得发紫的脸，长满冻疮的手和冻得流脓的耳边，以至于产生了些许同情。

　　我从来没穿过棉衣，从前向来是裹稻草。

　　我非常感激麻婶，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愿意送新东西给我的人，因为老胡没钱买新衣服，所以我从前只能挨家挨户讨别家小孩穿了好几代的旧衣物凑合；或是将人家穿烂了丢弃了的布料绑起来，全部一股脑地裹身上去——不过就算是这些，在咱村的贫穷人家里也算是施舍了。

　　我想的报答，是捡柴时给麻婶家里也带上一份柴火，麻婶家有两个女儿，嫁出去了，有一个儿子，随父亲稻叔下地去了，麻婶要不停地织衣，他们家是很忙的，所以是很难捡上足够的木柴的，因为到了晚些时候，近些能捡的柴都要被捡光了，要想再去深山，是很费时间的，没有木柴，估摸是很难在晚上入睡的。

　　不过要帮助麻婶一家的话，我一日是要上山往来好几趟。

　　我闷头扎进山风里，顺着人们踩出的黄草径往山的高处走，我向来不捡散落在径边的木柴，希望能方便那些不便进深山的人儿。

　　呼啸着的寒风要吹得周围的枝干愈摇愈烈似的，我打着哆嗦进山了，枝头的枯枝在风里乱舞一阵后，刷刷地冲入灌木去了。

　　这时，我瞧见那灌木边那棵树的树干上，有块嵌进去的红砖碎片儿，我想到，稻叔说过，他之前在山上找到了可以看到小镇的高处，不过是要偏离上山的小道的，他说做了记号，不过我那时候忘了问他记号是什么，后来也总是想不起来去问。

　　今看到了这明摆着的一个记号——红砖总不是自己从村里飞过来嵌进去的，也许正是稻叔所放置，于是我决定一探究竟去。

　　我扒进灌木，瞧见那一地可以烧柴火的枯枝，抓起一把就往背后的背框里扔，再摸出那瓦片，往那有红砖的树干上划拉几下，干老的树皮很轻松地嚓嚓掉落，里面干白的树干上擦上了绿的颜色。

　　我在附近树林里寻了一圈儿，却再没见着别的记号，于是独自便顺着地势，朝更高处走去，一路捡柴皆是随性，走了半天也没装上多少，我打算下山时再补充，以免增加上山的负担。

　　我同上般做着自己的记号，不知走了多久，感觉已是离村很远很远了，手上的瓦片也已是被磨去了大半，不过周围的树木是逐渐稀疏，露出一处荒地来。我想趁视野还算开阔的此时，找个高地眺望眺望，看看附近到底有没有崖。

　　我向四周扫视一圈，竟真瞧见了一处有些起突的土地，以那地方的高度，我垫垫脚，应该就能透过不少枯木瞧远去。

于是我高高兴兴地跑上了那个大土堆。不过我上去后发现，土堆另一头竟然立了块方方正正的木牌，我有些不解，这样随意的土堆跟前为何要插一块木牌，不过这木牌看着很干净，要是能拿回去给老胡的学堂做个牌匾就很合适了，我跳下土堆，正想要把它拔下来，却发现那木牌的上另一头是写了字的。

　　我跟着老胡学了点字，认出来牌上有个“之”字，直觉应该是贴心地写着“登高之处”。

　　不过我觉得这写牌的主人真是有些傻的，也许他是怕有人像我这种情况，找不着方向，要找个高地看看，于是他就立个牌作为提示，但是人家又不是看到了高处不会自己上去，干嘛还要慎重地立个牌子，再说这边区的人大多都是不识字的，可能就我明白这牌的意思，其他人都是会瞧都不瞧一眼的。

　　这样好看的木牌立在这样的荒野里，不起什么作用，简直是在暴殄天物了，于是我决定让这块木牌发挥它更大的价值，让它成为老胡学堂的牌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