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眼、橘子皮和呼市的风

初一开学第一天，我斜着眼看黑板，班主任点名：你眼睛往哪儿瞅呢？我脸上有字？”

全班哄笑。我解释说天生斜视，他哦了一声，让我坐最后一排靠窗，“别影响其他同学看板书”。

宿舍八人间，我对头睡的是个瓜子脸姑娘叫李A，第一天晚上就趴我枕边端详了半天，扭头跟其她人说：“她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啊，看着怪瘆人的。”另一个接话：“人家可是考进来的，瘆人你也考不过。”

这话我记了三年。每次考试出成绩，李A就阴阳怪气来一句：“哎呀又比我高，斜眼都能考这么好，眼睛正的得多厉害啊。”

后来我学会低头答题，考完试把分数折成小方块塞书包最底层，不让任何人看见。

班主任姓郭，教语文，四十来岁，戴眼镜很娘。初二那年我家长会没人来。郭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拿茶杯盖子拨着浮沫说：“，你成绩不错，但有些事得懂事。班里评优评先，入团，老师也得照顾照顾关系，你家那边……”

我回去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在那边沉默了半天，说：“闺女，家里没钱，送你到学校是让你念书，不是学那些有的没得。”

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蹲在宿舍楼后面哭了一场，哭完了把眼泪擦干，回去上晚自习。

后来郭老师再没提过这事，但我发现但凡我没送礼，作文明明我写的，旗杆下演讲的却不是我，理由是我五官不端正、成绩好但不是班长理由是不知道我看那了…有一回我考了年级第二，他在班里念成绩，念到我时加了句：“有些同学，成绩是有了，但做人方面还得加强。”

全班都知道他说谁。

初三那年冬天，王A从呼和浩特给我写信。她爸调过去两年了，她跟着转学。信里夹了张照片，她站在呼市新华广场上，羊角辫变成马尾辫了，书包上还挂着那串塑料珠子——都磨得发白了也没扔。

信上就几行字：“这边冬天干冷干冷的，风跟小刀子似的。但我同桌是个蒙族姑娘，教我骑马来着。你那边咋样？有人欺负你没？”

我回信说挺好的，老师挺照顾，宿舍也和睦。写了三页纸，没一句实话。

信寄出去那天晚上，李A又搁那儿说我：“你斜着眼看人那样，真挺吓人的，我晚上都不敢面对你睡。”

我躺床上盯着上铺床板，忽然想起王A四年级时在宿舍说的那句“你再踢她一下试试”。那会儿觉得有她罩着天塌不下来，现在她不在了，天确实没塌，就是漏风，哪儿哪儿都钻冷气。

毕业前最后一个月，郭老师把我叫去办公室，说我的作文《我的老师》写得好，推荐到区里参赛，“但你得把结尾改改，多写写老师对你的帮助，比如办公室谈心啊、课后辅导啊……”

我没改。交上去的原稿结尾写的是：“老师只找过我一次，让我送礼。我没送，所以整个初中，他再没正眼看过我。”

当然，那篇作文没被推荐上去。孙老师把我叫去骂了一顿，说我白眼狼。我站那儿听完了，回教室收拾书包，毕业照都没拍。

离校那天我一个人拖着编织袋出校门，袋子比小学时候那个蛇皮袋大多了，但轻，因为这回我没攒洗衣粉，也没给人洗裤衩。

校门口小卖部门口蹲着个人，羊角辫，书包上一串塑料珠子。王A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我来接你，呼市风大，给你带了条围巾。”

她递过来一条红围巾，毛线的，针脚粗一块细一块，一看就是自己织的。

“你咋回来了？”

“你毕业我能不回来？”她把围巾往我脖子上一绕，“走吧，我请你吃冰棍。”

我俩蹲在路边嗦冰棍，她忽然说：“我给我同桌讲你的事儿了，她说你要愿意，高中去呼市念，住她家。”

我摇摇头：“我妈没钱。”

王A把冰棍棍儿一扔：“那你来呼市打工，我帮你找地方。”

我没去呼市，上了本地高中。但那条红围巾我戴了三年，冬天刮风的时候把脸一捂，斜不斜眼的也没人看得见。

去年同学聚会，李A加我微信，说当年不懂事让我别往心里去。我点了通过，没回消息。

王A在呼市当了律师，朋友圈天天发普法小视频，背景里偶尔能看见她那个蒙族同桌，俩人还在一块儿。

有回她喝多了给我打电话：“我和你说，郭老师去年退休了，听说有人举报他收礼，教育局调查了。”

我说哦。

她在那头喊：“你就这反应？我特意打听的！”

我笑了：“那行，你把举报人电话给我，我谢谢他。”

王A骂我嘴硬，挂了电话又发来一条微信：“其实是我举报的。毕业那年我就写信了，用的咱俩名字。”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半天，回她：“你傻不傻，那会儿你才初三。”

她说：“初三咋了，初三我就知道斜眼不犯法，收礼犯法。”

我把手机揣兜里，出门买了根冰棍，蹲路边嗦着吃了。围巾早就起球了，但每年入冬还翻出来戴——呼市的风没吹着我，但有人替我把风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