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9：十年一觉《红楼梦》

张爱玲和红楼梦的不解之缘，张爱玲的《红楼梦》考证持续了近十年，1976年，她还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书名叫作《红楼梦魇》，足见她对此书的疯狂痴迷。

张爱玲前半生写小说，后半生研究小说，对小说的钟情从断文识字开始直到后来，一直未曾稍减，而她最入迷的始终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红楼梦》是张爱玲在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也是可以带来巨大满足的工作。她跟《红楼梦》的关系之深，新文学作家中无一人可比，她曾称《红楼梦》和《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她素来不喜理论文字，关于《红楼梦》的却看了一大堆。最令她扼腕叹息之事莫过于《红楼梦》未完。她在《红楼梦未完》中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关于《红楼梦》的这个“结”由来已久：她十二三岁看石印本，看到“四美钓游鱼”便觉“突然日色无光，百样无味起来”；1954年前后在香港看见根据脂批研究八十回后事的书，便说“在我实在是情感上的经验，石破天惊，惊喜交集，这些熟人多年不知下落，早已死了心，突然又有了消息”。60年代初到香港写《红楼梦》的本子，虽然事情未果，她肯定有过大概的构想，自然也要面对八十回以后故事如何发展的问题。现在是她自己着手来解这个“结”了：她的研究涉及红学中的许多问题，然其起点都在“红楼梦未完”，她的研究也都是对“未完”的研究。她说：“《红楼梦》的一个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间的全部。”一次次的修改，于是有了不同的稿本，廓清这一个个稿本的本来面目，辨明其间的起承转合，复追究它们和续书之间的关系，从而洗出一个真正属于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便是张爱玲的心愿了。

张爱玲做研究也还是站在潮流外面，认定许多问题文艺批评派不上用场，她的研究全是考证性质。比如这本书究竟是自传还是创作的问题？她还是从考据入手，将书中故事与曹雪芹、脂砚的经历对照参详，比如黛玉的个性轮廓是根据脂砚早年的恋人，但是发展下去，作者已将其“视为他理想的女性两极化的一端”，正面写宝黛的几场戏皆定稿较晚，出于想象；而宝玉大致是脂砚画像，也加入了作者个性的成分，出园及袭人别嫁等也有迹可查，但绝大部分内容出于虚构，等等。因此，书中的人物故事或纯是无中生有，如金钏[jīn chuàn]，可证“《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

红学千门万户，考证的侧重点一般归为两类，一类注重作者家世生平的“曹学”考证；另一类则注重文本的“红学”考证。张爱玲的考证无疑属于后一类。她说她最初的兴趣所在原是故事本身，其实到最后她的兴趣也还在这里，她理清一个个稿本本身就是在理清故事，如果说各个稿本的错乱矛盾就像一个梦，那么，对她而言，她的考证就是在圆梦。要圆这样一个大“梦”，张爱玲说：“我唯一的资格是熟读《红楼梦》”。

张爱玲自称“不同的本子用不着留神，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跳出来”，对各本的一些极细微的差别也极敏感。后四十回出自他人之手，这一点早有人论及，但张爱玲的考证却有她的特点，她的论据全从细读中出。比如她发现前八十回“通部不提黛玉的衣饰”，仅有两次约略写到，第八回下雪天在薛姨妈处，“宝玉见她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duì jīn]褂子”，再就是赏雪的一场戏，写到黛玉披鹤氅[hè chǎng]，束腰带，穿靴。两次都是下雪，而衣着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是古装。由此看出作者用意：“‘世外仙妹寂寞林’应当有一种缥缈的感觉，不一定属于什么时代。”此外“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唯一具体的就是‘薄面含嗔’的‘薄面’二字。通身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而后四十回居然靠实地让她像宝钗一样着时人的装束，穿“水红绣花袄”，头上插“赤金扁簪”，这实在迥异于曹雪芹的手笔。

以小说家的身份，张爱玲最最留意的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从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有时候我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她的一个基本的预设是，曹雪芹是在一个前无古人、毫无依傍的情形下单人独马地摸索着创造一种全新的小说——“他完全孤独”，所以有从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的一面，也有摸索中的犹疑徘徊。张爱玲从这里出发去解开书中的许多谜。比如各本年龄的不一，她解道：“早本白日梦的成分较多，所以能容许一二十岁的宝玉住在大观园里，万红丛中一点绿。越写下去越觉不妥，唯有将宝黛的年龄一次次减低。中国人的伊甸园是儿童乐园，个人唯一抵制的方法是早熟。因此宝黛初见面时一个才六七岁，一个五六岁，而在赋体描写中都是十几岁的人的状貌。”

从首创者孤立无援的处境，张爱玲来看取《红楼梦》改写过程中的双向运动：一方面越来越成熟，许多后加的部分异常精彩，而据她的考证，写宝黛感情上的高潮是最后写的，也是到最后写得最是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从现代化改为传统化”却又是“此书改写的特点之一”，她推断百回本之前的一个早本结局是宝玉、湘云这对“白首双星”落魄潦倒，其苦况一直写到宝玉死为止。这“黯淡写实的作风”与传统小说整个不接茬，甚至近代的读者也难以接受。而到了百回本，结局改为“青埂峰下了情缘”，结在禅悟上，更接近于传统小说的神话套路。两相比较，张爱玲不禁感叹：“这第一个早本结得多么写实、现代化！”以她看来，显然是作者遥遥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不免心虚，回过头来迁就读者欣赏习惯，于是有了改写后的版本。

张爱玲忖度[cǔn duó]作者当时的处境，相信增删五次前的早本不仅没有写抄家，甚至也没有写获罪，只是写到了贾家逐渐衰落，而不是突变以致家败。这实在是因为作者不遗余力地规避文字狱，没有了这个突转，增删前的早本可以说是性格悲剧：“宝玉思慕太多，而又富于同情心与想象力，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无法专心工作，穷了之后成为无业游民”，换句话说也就是自己误了自己；早期版本的结局除了可以说是性格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成长的悲剧”——“宝玉大了就要迁出园去，少女都出嫁了，还没出事已经散场”。然而后来又为什么把结局改成抄家和出家呢？张爱玲从艺术上的要求做出了解释，一方面她认为，如果把贾家的败落归咎于宝玉自身，那么将很难获读者的同情，而且一时也败不到那种程度，要使家败得令人信服，迫不得已还是写了抄家；另一方面，她认为“大观园作为一种象征，在败落后成为今昔对照的背景，使全书极富统一性”，作者自然不愿放弃这种统一性，但在承平之世，如何能让这园子败落到如此田地？“为了写实，自一七五四本起添写抄没。”至于早期版本没有的宁府，为什么在添写了抄家的情节后迅即出现，她也从曹雪芹对文字狱的畏惧心理中得了解释：“一写获罪立刻加了个宁府作为祸首与烟幕，免得太像曹家本身。” 并加议论道：“曹雪芹是个正常的人，没有心理学上所谓‘死亡的愿望’。天才在现实生活中像白痴一样的也许有，但这样的人却写不出《红楼梦》来。”从上举数例不难看出张爱玲的考证与众不同，别有意趣，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张爱玲的《红楼梦》考证持续了近十年，1976年，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书名叫作《红楼梦魇》[mèng yǎn]。不过“魇”的本意是噩梦，考证对她可没有这层意思，正相反，那是赏心乐事，她说那过程“像迷宫，像拼图游戏，又像推理侦探小说”。除了智力上的，《红楼梦》对她也有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意义。《红楼梦》之于张爱玲，简直就是一个家园，她曾说：“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这里面全是熟人，走进里面去也许比走进外面的世界容易得多了。重温《红楼梦》是不是有一点像回忆？用她散文里的话，那就是“回忆这东西如果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她在《红楼梦魇》的自序里为自己题了一联：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我最近也在看《红楼梦》，越看越入迷，越看越觉得这真是一本奇书。所以，选择写张和红楼梦的话题，多少有点私心在里面。如果说，对张而言，十年考证是圆梦的过程；那对现在的我而言，再读红楼便是寻梦的过程。于梦中感悟现实，又在现实里接近梦想。读到张爱玲这一章书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我禁不住想，是否冥冥之中自有缘分和安排，不然何以在我重新拾起红楼梦，对它越发入迷后，又恰好碰到了这个美好的女子，得到她也曾十年一觉《红楼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