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她一朝覆在他身上之后便永远不再退隐,1796年至1800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耳朵日夜作响,内脏也受着剧烈的痛苦折磨,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家人对最心爱的朋友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疾不是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1801年,他不能在缄默了,她绝望的告诉两个朋友一一,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诚挚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至极,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的衰退。等我们在一起时,我已觉察到许多病像,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希望非常渺茫,因为这一类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将不得不过着凄凉的生活,躲避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事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寻找栖身之所虽然我曾发誓要超脱这些祸害,但又怎么可能呢?”
他写信给韦格勒说:
“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事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来怎么说他们的树木又是那么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天境乐队的地方,才能听到演员的对白,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稍靠后的话,人家柔合的说话时,我勉强能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就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闭所然,然而这是我为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