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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苏瑾的崛起，太快了。太快，就意味着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一个三十二岁的女子，正三品，总督河道，功高震主——不，是功高震"臣"。那些在工部熬了二三十年的男官，看着她一路高升，心中如何能平？更何况，女官制度的推行，本就触动了许多人的蛋糕。苏瑾的成功，等于给了那些反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也给了支持者无限的底气。但支持者中，也有人心生忌惮——若女官真的全面崛起，他们的位置，还能坐稳吗？

承熙十三年，春。黄河水患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一场关于"女官权限"的争论，在朝堂上爆发。

起因是苏瑾在治水期间，为了调度民夫和物资，越权处置了几名贪墨赈灾银两的地方官员。按理说，总督军务，有权便宜行事。但那些官员的靠山，却抓住这一点，上书弹劾，称苏瑾"越权擅杀，目无王法，且以女子之身，行军国之事，开千古未有之恶例"。

紧接着，又有言官上奏，称女官制度推行十年，虽有苏瑾等少数"侥幸成功"者，但大多数女官，终究"心细有余，魄力不足"，难以承担重任。建议"收缩女官权限，凡涉及军国大事、刑名钱谷者，仍当以男官为主"。

这股风潮，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开始翻旧账，将文皇后沈清韵当年协理朝政时的某些决策，拿出来"重新评估"，暗示她"干政过甚"，为今日之"女官之乱"埋下了祸根。

承熙帝冷眼看着这一切。他明白，这不是针对苏瑾，也不是针对女官制度，而是针对他，针对他十年来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政、深化改革的决心。那些人，是想借苏瑾之事，逼他让步，重新回到"男尊女卑"的旧轨道上去。

但他没有立刻发作。他在等。等一个时机，等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或事。

时机，很快就来了。

承熙十三年，夏，六月。承熙帝突然下旨，命苏瑾回京，入阁办事。同时，命六部九卿，于七月初一，齐集太和殿，议"女官十年之政"。

这道旨意，让所有人都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入阁办事？苏瑾一个工部侍郎，入阁？那是宰相之位啊！虽然只是"办事"，但已是前所未有的恩典。而"议女官十年之政"，更是明摆着，要就这十年的争议，做一个总决算。

七月初一，太和殿。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支持女官的一方，以几位年轻官员为首，列举了十年间女官在各部门的实绩，尤其是苏瑾治水的功绩，据理力争。反对的一方，则搬出"祖制"、"纲常"，以及个别女官因经验不足而犯的小错，大做文章。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目光都投向了龙椅上的承熙帝。

承熙帝没有立刻说话。他缓缓站起身，走到殿中央，看着下面黑压压一片的臣子，紫瞳中，是令人心悸的平静。

"诸位爱卿，"他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今日之议，朕已听了许久。你们争论的，是女官之制，是祖制，是纲常。但朕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你们之中，有谁，真正读过文皇后的奏章？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断章取义，而是真正坐下来，一字一句，读过她批阅过的那些奏折？"

满殿寂静。无人应答。

承熙帝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近乎讥诮的弧度："朕读过。朕读过她批阅的每一份奏章。从她初入宫时，在澄瑞亭茶会上，以一首海棠诗惊艳四座，到她协理朝政三十年，批阅的奏章，堆积如山。朕知道她如何断案，如何理财，如何安民，如何平叛。朕知道她从未有一日，因私废公，因情误事。朕更知道，她留下的那套章法，那套'唯才是举、务实安民'的治国理念，至今，仍在支撑着这个国家的运转。"

他转过身，看向那些反对者，目光如刀："你们说她'干政过甚'。朕问你们，何为'过甚'？是她该管的不管，还是她不该管的管了？她协理朝政三十年，六部奏章，她批；地方灾情，她理；宗室纷争，她断。哪一件，不是她分内之事？哪一件，她处理得不好？你们口口声声'祖制'，可祖制里，可有'皇后不得干政'的明文？没有！倒是太宗皇帝，曾言'后妃贤德，可襄内政'。文皇后，便是这'襄内政'的典范！"

他猛地一拍龙案，声音陡然提高："至于女官之制！苏瑾治水，功在社稷，你们视而不见！她越权处置贪官，你们却揪住不放！好，朕今日便告诉你们，苏瑾处置的，是贪墨赈灾银两的蛀虫！她若不处置，那数十万灾民，便要饿死！这等贪官，杀得好！杀得妙！杀得大快人心！"